中国文化的转型

中国文化的转型

帖子游客 » 2014-01-30 星期四 11:36

副题:新文化观
发布:天华文化集团 国际中功总会

人类文化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史一路走来,她作为人类历史的主导作用在社会,显现着人类的灵魂;更指导和影响着社会,推动着人类阶段性的更迭兴亡。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伴随着无法避免的冲突性的文化交流越发频繁,文化的作用也在日益凸显。进入全球体系的具有数千年文化渊源的东方古国——中国,在享受着世界多元文化带来经济、科技的腾飞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在文化上受到了整体的、破坏性的冲击。中国自身的由来已久的文化,虽然曾经创造了华夏文明,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更为世界文明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地缘和文化本身的特点,如今已不能也无法再指导现代中国。虽然表面上中国还在强硬而倔强的支撑着“中国特色”,仿佛还可以做到有枝可依,但社会已经游走在几近崩溃的边缘。百年以来,由于原有文化巨大的惯性,中国文化一直处于转型之中——这种一开始仅仅是偏于形式上的、如今已达整体性的转变,一方面给中国人带来孕育新生命般的强烈苦难和临产前巨大的阵痛,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带来了长足的跨越几百年的文明进步,渴望新生命般的喜悦,对未来更高的、无限的期待和向往。而以中国文化为首的中华民族复兴,则成为了中国百年以来一直无法实现的梦想。并且成为了一种具有强烈指向性的文化想象和文化焦虑,让中国文化徒然经历一次次的痛苦嬗变。如今,显然又前行到了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关键的十字路口。如何来拯救中国?拯救这个古老的民族?路,只有唯一的一条——转型中国文化!

来源:天华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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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概论

帖子游客 » 2014-01-30 星期四 11:37

文化是人类在多维时空接受、发现真理并作用于人类活动的诸多方面的总和;包括宗教,思想,道德,知识,技能,法律,制度,习俗等。文化具有社会性,指导性,群体性,传承性,包容性,平等性,自由性,多元性、交流性,结合性,融合性,突变性,复合性,复制性,层次性,地域性,替代性,更新性,时空性(时间性与空间性),变异性,需求性,强制性、暴力性、排他性等诸多性质。

任何文化都如同程序一般,具备文化主体、文化内涵、文化对象、文化作用、文化评价五大组成要素结构,文化与数理概念具有可统一性。

文化的分类可以有多种,每一种性质都可以作为分类的方法进行不同的种类划分;比如,按文化的层次可分为思想性文化(宗教、思想、道德、知识)、制度性文化(技能、法律、制度)、习俗性文化;按文化的内部结构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按文化的功用可分为宗教文化、道德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法律文化、外交文化、教育文化、经济文化、娱乐文化、服装文化、饮食文化;按社会的阶层划分可分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按使用人群可以分为乡村文化、城市文化、族群文化、企业文化、国家文化、国际文化;根据时间可分为史前文化、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只在一个时间段执行,叫做时代文化;按区域可分为地方文化,如非洲文化,亚洲文化;按人的年纪可分为老年文化,青年文化等。那么,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平等的。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层次、地域、民族、势力的差别,在这个前提下,不同文化在接触时,就会产生四种关系:冲突,交流,替代,融合。

层次相近的不同文化在接触时,由于结合性、复合性、需求性、复制性和变异性等性质,就会产生优势互补,这种交流有利于文化的发展与更新,如当今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层次相差很大的不同文化在接触时,由于低层次一方的暴力性、排他性等低维事物的特性,冲突时有发生并不可避免,如果二者势均力敌或高层次文化势强,结果往往是高层次文化包容乃至替代低层次文化,低层次文化所主宰的社会获得新生,如穆罕默德以伊斯兰教统一阿拉伯诸部落,形成阿拉伯文明;如果低层次文化势强,则可能出现高层次文化所驾驭的社会被低层次文化破坏,文明倒退,但高层次文化并不会就此消失,因其强大的生命力往往在社会平稳之后将低层次文化的人群同化,如中国的元、清两朝的外族入主,欧洲中古时期日耳曼人南进后被基督教文明同化。这都是由文化的交流性、结合性、融合性、变异性、需求性、暴力性、排他性、替代性、突变性等性质造成和决定的。

文化同任何事物一样也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都有一个生命周期。真理作用于社会,按照文化结构中由高到低的顺序逐步发生影响,从而产生了文化;文化的主体是被尊为师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等。文化和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社会各方面都是指导的关系,也都具有指导的作用和意义。美国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指出:“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真理的层次越高,文化的层次也就越高,层次越高的文化适用面越广,更新能力越强,生命周期越长;相反,层次低的文化适用面较低,更新能力不高,生命周期较短。

文化的发展分为主动推广、自然发展两种方式。推广有一定的强制性、排他性,如果和政治结合还往往具有暴力性、突变性、替代性。推广文化的过程正是文化发生作用的过程。

任何国家和社会都需要一种顺应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主流文化。当文化强势,社会也就强势;当文化衰落,社会就动荡;当文化经过更新具有强大生命力时,社会就蓬勃发展。所以,文化一定要开放、吸收,才能不断提高生命力,不断指导和应用社会。当文化封闭保守时,就会衰落,当衰落到没有自我更新能力不能指导社会时,社会就接近崩溃的边缘,文化也会随着社会崩溃甚至原有人群的消亡而消亡。在外来因素的冲击下,原有已经衰落的文化被强势新文化所取代,发生文化大转型,社会随之恢复生机。可见,在文化衰落时,文化的转型是必然要发生的。

本文主要以中国为例,来研究文化对社会的作用。

来源:天华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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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文化的表现

帖子游客 » 2014-01-30 星期四 11:40

——从不良国民性谈起

中国文化诞生和造就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填充了中国全部文明的历史。有学者认为文化是一个历史有机体,很难把它从时间上进行切割。但是作为文化的研究者必须为自己也为文化编织时间的笼子,我们把现代中国文化大略解构为以下五个部分:

上溯5000年传承2000年近百年来被破坏殆尽如今苟延残喘变质变味的以佛、道、儒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

来自19世纪西方的1949年起主宰中国后共产实验屡屡失败直到文革浩劫导致全民信仰渺茫而今自拥军队豢养世界上最庞大最腐败官僚体系被贴上“左”标签的马恩共产思想和毛式极权文化,

主要来自西方的传承百年缺乏创新仍望西方项背的现代科技文化,

来自西方的传承百年几经起伏仍被贴上“右”标签以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等为普世价值的当今世界主流文化,

从西方引进的改革开放30年以来形成的国企垄断剥削国民被权贵时时寻租的民企艰难成长处于国进民退状态中的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半自由经济文化。

在中国文化的组成中值得提出的是,在世界发达国家,现代科技、自由经济与世界主流文化是一体的,而在中国之所以被分开,是因为中国是在不同时间段不同比例不同程度的将它们分别分割分裂的引入进来。

了解了中国文化的组成,要想继续深入下去,须从中国人的不良国民性说起。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状态乃至问题,都是由国民性直接造成的,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更是要从不良国民性入手才能看出端倪。而国民性似乎是个悠久的话题,就其本身来讲,却有着传承一样的接续和发展:阿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说的是皇权统治下传统中国的国民性;梁启超、鲁迅、林语堂、胡适讲的是民国时期的国民性;我们现在讲的是21世纪中国特色时期极致的国民性。

国民性是文化作用于人类群体或个体的性格体现,是心理与行为特征之总和,具有群体性、持续性、反复性、复合性、层次性、地域性、残留性、传承性等特点。国民性包含国民的宗教意识、政治意识、自我意识、价值观念、社会交往准则、最普遍的个性素质、心理特征等。国民性并非是人们完全天然具有和独有,而是为了生存和发展由社会环境、状态打造而成;国民性是一个国家民族最主要的内在特征。

国民性可以直观和量化,可以借用美国著名的心理学教授大卫·霍金斯的人类意识的能级思想对国民性进行标的。

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的特色时期,社会矛盾重重,在经过了历史旧的沉积和新的引入之后,在当代中国人身心体现的但不是中国人独有的不良国民性又是如何一番光景呢?

(一)、奴性

奴性是中国人的天分吗?似乎不是。只是被帝制大国和儒家等级文化日浸月染的时间太长了。在中国,特别是中国官场,奴性是唯一的生存方式,在人治横行的状况下,只有双膝骨骼缺钙,跪地仰望强人才是唯一可行道路。一般情况下,奴性在一个人身上时隐时现;等到这个人成为正式奴才的时候,才奴性十足,但它往往假借谦恭的美名。中国人都深陷于奴性之中,因缺乏独立也无法独立而很少或根本就不具有真正的高贵!真正的光芒四射!

当你从城里回乡村,享受江东父老们怯怯而羡慕的目光时,你是一种奴性;当你在上级面前表现的拘谨和小心时,你是一种奴性;当你在孩子面前发飙时,是奴性;当你专制暴虐、无视疾苦、挥霍放纵、恶眼看善时,都是一种奴性!

它是来自于等级和压制。为了顺应,就要顺从和忍耐。在皇权、专制社会中,奴性是对高高在上没有法律制约的官权、党权的自我矮化,其极端是阿Q式的自我陶醉、自我欺骗,鄙视和压迫更弱的人。如太监、五毛、御用专家、文人、学者(党奴、官奴)等都属于这一类。奴才心中同时具备两种心理:恶奴身份,主子思想。,为了生存和得到赏识,他们得时时处处替主子考虑;为了减压,他们要压迫和奴役更低的人,所谓小鬼难缠。从而形成人格分裂,对上是摇尾乞怜的奴才,对下是恶语恶脸的主子。这就如同中国的拼酒文化:通过虐待别人获得成就感、主动感和快乐感;通过自虐来表示对别人的臣服。大概这就是拼酒文化流长的原因。

奴性的能级水平在125。(欲望)

(二)、鄙视底层、弱者

鄙视底层、弱者是奴性的一种表现。人们仰视高层,渴望成功,而对成功渴望羡慕的另一面,就是对不成功的瞧不起。因传统中国成功之路仅限于科举的单线,所以,人们就把成功层次化了,如同等级。没有被“素养”深泡过的普通大众在这一点上尤其是明显,即成功时瞧不起不成功的,自己不成功,瞧不起比自己低的以获得满足。仿佛越鄙视底层弱者,自己就越高贵。例如,中国歧视性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1999年北京市劳动局出台了2000 年本市允许和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限制外来工的行业8个,职业、工种103个。南京上百万农民工5年中只有5人成功落户在南京,不到百万分之一。殊不知,这是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由于等级文化的一层压一层,深受毒素压力的人们就要压迫、欺负比自己低的来转嫁自身受到上一层的压力。这是一个主要的社会因素。层层下压之后,底层的人实在无处转嫁压力的,就对囚犯,战俘,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或同性恋,艾滋病等道德弱势群体进行转嫁。这些人就受到最大最严重的歧视、鄙视,而其极端就是迫害甚至消灭。因压力存在递增性,所以最底层的人受的压迫、迫害最大、最严重,如金子塔底一样。上面还是心理下面就已成现实了。拿鸡毛当令箭,就是如此!最后达到拿人不当人,只是工具;最终,发展形成了不允许存在,视生命如草芥,毫无包容性的对异己力量的消灭,如苏联的肃反,中国大陆1950年代的三反五反、反右,红色柬埔寨虐杀200万。这些都是崇尚神性与外来的消灭异教徒思想结合,是极端一神教以个人意志、党的名义表现出来,把教权下放的“反对我就是反对党”。由鄙视到消灭,共产D对顾准等右派的迫害,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消灭,转基因大米的实验午餐,各地在强拆中被碾死、烧死、打死人,还有贵州毕节丧命垃圾箱的五条小生命;劳教所马三J,浙江的叔侄冤案……,这些不都是由鄙视到消灭,视生命如草芥的活生生的写实吗?有人总结了 2012年“中国敢动”的名单:1临时工、2拆迁户、3外来务工人员、4乡村医生、5流动商贩、6游行群众、7、捐款8、公积金9、养老保险。这或许是另外一个注脚吧。

鄙视底层和弱者的能级水平在120。(欲望+恐惧)

(三)、性丑化和性利用

中国人对性不再扭捏,以前它甚至如当局对8·9一样禁忌,现在却物极必反泛滥成灾了。刚刚包容了数千万的性工作者,婚外情,一夜情,网恋,包养,N奶……数不胜数的“性”现象,如2013年5月20天内中国各地连发的8起校园性侵案,令自古就以道德著称的中国,其道德和人心一起跌落万丈深渊而不能复生。它不仅摧残和侵害了脆弱而无辜的孩子,更是撕裂了每一个具有良知者的心。“开房找我,放过孩子”这一热语,像鞭子一样生硬的抽打着人们的心,痛到无语?无血?无泪?只有悲怆的致敬!

性作为人类生殖繁衍的基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遭到了屏蔽。尤其在农业经济的传统中国,为了维持等级社会的家庭稳定,妇女被作为财产,性被丑化成淫并打上道德的烙印。进入当代中国,随着信仰坍塌,道德沦丧,性失去约束。社会出现性泛滥,造成家庭、社会结构的动荡。性成为权贵、“精英们”的盘中餐,甚至被利用作为进官之阶,“破处”成为一种风尚,法律形同虚设。这是人类的悲剧,更是中国的悲剧!失去道德至此,国将不国!

性丑化和性利用的能级水平在125。(欲望)

(四)、利益至上

传统中国人信奉实用主义,所谓临时抱佛脚。因为无法把握将来,对将来没有信心,所以要实用主义。甚至于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如当代巨贪刘志军的三次婚姻和毛的引蛇出洞等。广泛地实用主义是以利益为原则,相当于机会主义,有投机性。神圣的信仰在中国也是有实用主义嫌疑的,因为是多神教,所以就大庙拜大神,小庙拜小神,谁能帮我就拜谁。在天地君亲师为主要框架下的传统中国,实用的愿望和理想还被限定在五福临门的范畴内。

利益原则是随着市场经济逐步进入中国的。去掉了自由价值的信仰支撑和平等交易的契约精神,就变成了利益至上和金钱万能。在缺乏信仰、道德的现代中国,已彻底完全的沦为机会主义,成为不择手段的代名词。它和中国的实用主义结合,既无信仰也无契约信用,为了利益可以贪腐、垄断、造假、攫取资源、破坏环境、迫害百姓。但是,利益至上却是走向契约走向社会转型的阵痛,因为有了利益就需要更好的保护。

利益至上的能级水平在125-140。(欲望+恐惧+骄傲)

(五)、趋利造假

趋利造假是商品社会利益至上的延伸,对利益强烈地、不择手段的追求。在社会制度约束力很低、道德溃败的社会环境下,从上往下都是假大空。坑蒙拐骗,毒食品泛滥,假货横行,山寨遍地,政府造假,伟光正和JDP共筑繁荣,思想造假,教育造假、法律造假、学术造假,商家造假、工程造假,农民造假,互相欺骗、利用、毒害,人人自危。

趋利造假的能级水平是130。(欲望+骄傲)

(六)、贪腐

孟德斯鸠说:“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的倾向”,加上权力不受制约,就会使人疯狂再疯狂!铁道部运输局原局长张曙光贪污20多亿美元;被双规的重庆市原市委书记薄熙来,据称他贪污至少80亿美元;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一位副厅级官员,贪污了800亿。

贪腐来自于哪里?1、没有监督;中国的公权力都是绝对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2、潜规则;你不收,呆不住;你不送,上不去;体制造成的劣胜优汰。3、利益至上与实用主义相接合,造成突破底线的行业腐败。4、党把党纪凌驾于国法之上以作袒护;贪腐不仅是违反了党纪,而首先是触犯了国法;但其不仅不制约,还袒护。5、传宗接代;为儿女为家,格言是“杀了我一个,富了全家人”。6、无保障的体现;想通过贪污让未来多一份保障。7、民众对于贪腐的随喜心理;人们痛恨贪官,但是如果这个官真能为大家做点实事儿,反而认为“拿点儿就拿点儿”。对于贪官的恨,倒不如说是恨自己没有机会。民众的普遍的贪腐心理也是一个方向性的源头。贪腐具有连带性,系统性,群体性,长期性,巨大性,集团性,经营性,反击性,传承性,行业性和整体性。

贪腐的能级水平是125。(欲望)

(七)、推崇暴力

推崇暴力首先来源于权力,属于国家意志。因中国一直处于改朝换代的暴力循环中,理所当然地暴力也就成了建朝立代的合理工具。在等级社会中,权力被美化、道德化,暴力也随之被合法化了。美化暴力是为了维护不当利益,也是自我恐惧的表现。这个印记在当代中国尤为明显,崇尚权力就是崇尚暴力。强权就是暴力,维护特权就是暴力,如全国性的维稳体制和行动,强拆、集体下岗,强占土地,强增赋税,多印钞票,国企垄断价格,强制堕胎、流产,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强制性的都是暴力。而且还利用科技放大暴力,把科技作为了暴力的工具。比如,制贩核武器,破坏环境,掠夺资源,毒食品等。没有约束的权力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带来压迫、暴力、奴化,但在自由民主为主流价值的全球化的今天,暴力越来越没有市场和出路。

推崇暴力的能级水平在140。(骄傲+愤怒+欲望+恐惧)

(八)、江山思维

打江山坐江山,江山思维是暴力思维的延伸。当暴力成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就成为了它维护政权的方式——镇压。如此,江山成为我的囊中物,我的江山我说了算,我的地盘我做主。官员给我打工,是我的的工具、奴才,民众是我的不带标签的财产、奴隶,而绝对不是主人。对待百姓就是利益原则——用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利益。我给你是皇帝的恩典,不给你你也得干,给你多少算多少,吃饱喝足就不错了,还要求自由、平等?终于发现一个永恒的游戏原则:

在大人面前,孩子错了!
在村长面前,村民错了!
在交警面前,司机错了!
在裁判面前,玩家错了!
在领导面前,员工错了!
在权力面前,法律错了!
在金钱面前,道德错了!
在现实面前,理想错了!
在富人面前,穷人错了!
在社会面前,老百姓错了!

按历史来说,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奴隶社会,但是1949年至今的60多年中,前30年却是真正的奴隶社会,所以说,是严重的倒退,江山思维连皇权专制都不如。

江山思维的能级水平在140。(骄傲+欲望+恐惧)

(九)、仇恨

恨,往往由嫉妒发展而来,但并非都是由嫉妒而来。仇恨最顽强也最脆弱,不具有遗传,而是在于培养培植。它能够占据人思维的高峰,把人变成魔鬼。它带来灾难,疾病,血腥,阴谋,杀戮和战争,使人远离爱与和平。仇恨在中国的地位,不再是仅仅羞涩的隐含在不良国民性中,为了防止仇恨的中断或丢失,它已作为精神营养隐身影视剧中“润物细无声”地把家仇国恨输入给民众。仇恨成为了权柄的加长砝码,总被权力驾驭,必要时盲目树敌,假借民族主义大方地、冠冕堂皇的走上街头、闹市、网络及CCTV。“2012.9.15”反日游行中时隐时现的毛泽东头像,暗示着以宣扬仇恨为代价的权力游戏的博弈,几十年来,这戏码反复上演。但是当局或许没有想到,他们为了维稳而宣扬的民族仇恨、阶级仇恨、国家仇恨在被美化之后灌输给民众的同时,无法解决的社会现状——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等矛盾也都在他们得引导和培植之下随之演化成理所当然的合法化的仇恨。仇恨像是被他们从手里扔出去的——飞盘,在做完一圈的圆形运动之后,最后必然的、规律式的重重砸向自身——仇官仇富。

为啥民众不仇恨其他的?因为官压迫你;富,夺取你的利益,恨二者都是因怕挨欺负,是等级社会的衍生心理,仍然是斯德哥尔摩恐惧症的表现。另外,在心理上否认官和富的合法性。在人们的意识中官的合法性是道德;官员和精英们在人们的心中一定被是神化成道德楷模,这种传统式的合法性大于党以暴力窃取的天下;但是现在,官的合法性被其自己以腐败抽离了。

富的合法性呢?中国一直是农业经济,没有真正的商品经济,缺乏商品意识,所以历来对商业鄙视,排商抑商,认为无商不奸,巧取,欺诈,不择手段成为商的标牌。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推进商品经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令官羡慕,权力在遮掩中逐步介入市场。1989风波过后,撕去主义的伪装,进入官商蜜月期,也是商人政治地位最高的时期。而官宦家族也开始全面进入商界,并且越来越熟练地将权势优势转换为钱财优势,所谓闷声发大财;进入21世纪,所有人都明白,有权就有钱,有钱还得巴结权。官商之间已无平等关系,商在官面前越来越弱势;2010以后:官势愈盛,商依官势才是真,商无官势终为空。商者怨气愈来愈重,许多人也开始“觉醒”了,比如任大嘴宋大嘴等等。2012年8月的沈阳关店事件充分体现了“官”的齐天威势和肆无忌惮,商在官面前的卑弱无奈及其冲天怨气。

今天,你找不到任何穷官家,财富与官位已成正比,权就是钱!民众的仇官仇富首先来源于嫉妒,嫉妒的极端即是恨。自己得不到仇恨、自己不如人仇恨、自己被伤害也仇恨。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民众仇官仇富的目的不是为了社会,而是为了自己。打掉贪官富豪的目标是:1、我得到,2、包括我在内的民众分到被其豪夺走的原本属于自己的财产。过去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不就是迎合了中国身处不平等的等级社会中“均贫富等贵贱”这一传统的对公平的期望吗?对在被压迫、被奴役中的解脱吗?

仇恨的能级水平在150。(愤怒+欲望+勇气)

(十)、嫉妒

嫉妒不是外来物,更不是西化物,是占据人类心灵的阴霾、阴渣,如中国北京上空的漂移物和城市贫民窟无人管理的垃圾。它可大可小,可强可弱,可内可外,可有可无,可收可放,可善可恶,就像中国当局的反腐工作一样,具有相当强的灵活性。嫉妒犹如被圈养的猪,毫无理智,简单而又重复的做着直线运动;它又如忠实的狗,事事警觉和窥探着外界对人自身的利或不利,做出咬人或吓唬人的直线决定,来时时维护心灵的阴暗和脆弱。似乎是为了主子(心灵)拼命去抵御,去维护,去争取,去破坏,去搅局。它甚至高于那些豢养的家奴,它在发生中不会因为其本身生存因素而作用。它强大的突发性往往会令主子防不胜防,也无法设防。它很诡异,诡异到平时竟没有发现其存在的痕迹,等到它突然跳出来时,已然成了老大!就如被包养的二奶、三奶的举报贪官,极端时会扼杀了主子或是给主子带来无尽或巨大的麻烦,令主子很无奈甚或感到压力和惧怕。

古今有许多源于嫉妒的恶性事件发生。如,吕后因嫉妒戚夫人而将其做成人彘;曹操嫉恨杨修借口“鸡肋”将他拿下;各类校园投毒案,如清华朱令案等。

嫉妒来源于崇尚成功,怕别人比自己强;唯恐别人超过自己,高过自己;怕被排挤,欺负;它带有强烈的“指向性”——指向地位相差不大,互相了解,在利害关系上有着某种联系,彼此都是竞争的直接对手。嫉妒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因素——想做人上人,上升渠道窄,竞争激烈等。嫉妒反应在女性身上更为明显,因过去女性的上升渠道比男性更窄,只有“嫁”的途径,但需要资本和前提,所以女性的嫉妒就更为严重,由长相、学识、才华、财富、地位等都可引发。嫉妒造成的危害和后果:压制,诬告,陷害,暗中搞破坏甚至谋杀等。

嫉妒的能级水平在160。(愤怒+欲望+勇气)

(十一)、角色化

中国人缺乏创新是众所周知的,它源于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不会独立也无法独立,这是中国人的特性。这就像是一个无法站立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只能被角色化,而且一辈子活在角色中,很难脱离出其中而还原为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中国人的命运是只有被圈养。因为活在角色里,所以会第一选择或毫无选择的滑向脸谱化,都在面具背后,甚至回家还带着面具。这种假面人生是社会身份固化的一种表现。

无独立性,何谈创新和超越?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扭曲?为什么科研落后?为什么中国出不了思想大师?为什么中国人的思想一代不如一代?因没有独立的思考、思想。独立的思想源于更高信仰。而中国由于天地君亲师式的多元实用主义倾向难以树立更高坚定信仰,尤其49年之后,一元唯物的马列牢牢地铐住全社会,思想专制比皇权专制时期的中国更胜几筹,加之逐步的真理矮化,所以整个社会缺乏多元化,没有流动性,缺乏上升性。社会崇拜权贵,崇拜权威,崇拜英雄,羊跟着狼跑。

柏顿说:“思想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它们比任何别的办法或权力更能保护我们不受邪恶势力的侵犯,更能引导我们走向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专制的思想禁锢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教育扭曲落后就是极具危害性的一例。说一千道一万,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体制,孟德斯鸠说:任何专制的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

2012 年8月30日,三名90后的香港学生开始绝食,他们在绝食宣言中难脱稚气地引用了北岛的《宣言》:“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十天之内,绝食发展成十二万人,到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游行。政府最终让步:取消被港人称为洗脑教育的三年国民教育科限期,由学校自主决定是否开课。这场不啻为奇迹的斗争,组织者是个15岁的少年黄之锋,他说:“纵是四面受敌,我仍会坚持我的信念。说出皇帝并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不只一个。2012年7月,四川什邡一栋建筑的墙壁上,写着几个粗体字:“为了什邡人,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 后。”90后,这个最年轻的、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的登场,默认言论自由是基本权力,他们颠倒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位置,稚嫩而坚强的竖起了中国严重匮乏的精神资源——独立人格!

角色化的能级水平在160。(骄傲+欲望)

(十二)、暗箱操作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是没有改变人治的社会。即使是顶着共和国的头衔,也还是人治。黄仁宇说,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其实应该是法治),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由于过分夸大道德自律,所以人就代替了法。故而人治就是人大于法,但是表面还要有法。正如毛泽东在1950-60年代所说,宪法这个阿斗是要有的,没有不好糊弄,实际还是我们这几个人说了算(大意)。由此,一切都具有阴阳两面,即明面一套——法律规章制度暗地一套——行业老大制定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暗地里还是人说了算,所有都逃不了暗箱操作。诸如各类大奖赛,选拔赛,招聘,考试,选美等大多都有内定。单位的小金库,官员财产不公开都是暗箱的结果。

暗箱源于社会的人治,类似潜规则,因此也就形成了自古以来盛行于中国官场的权谋,成为小圈子、个别人为了攫取更大利益或躲避惩罚的一种必然手段。权谋无论是在过去和现代都已发展运用到了极致,厚黑横行,社会难觅公平公正。

人治也就造成黑箱化的财政制度。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近30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100倍。据有关调研报告: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 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每人花费公款600万至2000万元。2004年,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共计1045亿元,2005年为1276亿元;广东省2005年为2485亿元。如今更盛。

小道消息是暗箱和言论不自由结合的产物,往往与官方的消息相左。现在觉醒后的中国人都已知道了,官方的消息都是假话、套话、空话、欺骗民众的话,而小道消息才是真实的话。所以,人们只认小道消息,而小道消息只是暗箱的一种。由此,暗箱具有贪腐性,自私性,私密性,不公开性。典型的中国人为了攫取更大利益,可以放弃规则不计后果的行为。

暗箱操作的能级水平在165(骄傲+欲望+恐惧)。

(十三)、法律意识淡薄

中国自古以来道德意识浓重,即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而是道德国家或是人治国家。过去讲刑不上大夫,再加上暗箱操作和权谋当道,法律仅仅是装饰,法律形同虚设,所以人大于法,皇权大于法,权大于法,官大于法,关系大于法,钱大于法,直到现在的D大于法。正因为法律说了不算,法律成了玩偶,所以造成中国人从上到下法律意识淡薄,法律底线全面失守。重庆打黑期间,公检法联合办公,严重违反法治精神。李庄担任律师,重庆当局担心李庄的辩护对己不利,干脆诬李庄为黑律师,将李庄抓起来审判。如此目中无法,举世震惊!但最高法不但不制止,反而为之叫好。

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然而,中国的事实却与之差之万里!单就党文化而言,他们就把恐怖份子叫反美武装,把强奸幼女叫嫖宿宠幸,把高官犯罪叫严重违纪,把非法监禁叫劳动教养,把弄虚作假叫实事求是,把油价跟涨叫国际接轨·····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说:“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延安城管爆踩商户头的画面,还清晰在人们的眼前,在人类文明共享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却没有树立起法律最高地位,还在用各种各样的“临时工”来掩耳盗铃,让中华民族继续饱受人治和非法的灾难之苦,使神州大地难以成为人类文明的净土,这是谁之过?

法律意识淡薄的能级水平在165(骄傲+欲望)。

(十四)、血统论

是宗族地域关系的一种延续,认为自己好。偏见一旦为自己找到理由,它就会从容不迫。希特勒就是明显的一例。中国传统的“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和“打江山者坐江山”不仅定格了血统论而且还阻碍了正在路上的中国发展。遇罗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中国人并未从血统论中破壳而出,展翅高翔。因为被定格的社会模式加上中国儒家文化的层层叠叠的包装,作茧和自缚本是因果相承的。而血统论的“茧”是如何做成的?因中国从古至今都没有其他的社会关系,血缘是依托基础,也是社会关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革命家邓颖超说过:江山还是自己的孩子坐放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追问了一千多年就是得到了这样一个答案。自此,所有的二代统统自动排序,官、富、红、贫如太爷、爷爷、爹爹一样罗列如初;家族化、关系化与特权、利益、地位连在一起。血统论造成的后果是直接的袒护,小而言之是溺爱孩子;大而言之则是问题官员异地任职,判刑官员提前出狱;对自己下属,下级,弟子,亲朋,后代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血统论的能级水平在170。(骄傲+欲望)

(十五)、传宗接代

中国传统的修炼文化是追求长生不老,让生命得到延续。在达不到长生的高度,就把这种期望下降为让生命在孩子身上去延续。再加上传统农业社会养老保障的现实问题,从而造成是中国人强烈的传宗接代情结。传宗接代是中国人的大能,由此才制造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随着中国的发展,这种农耕社会原始国民性的蔓延已经引发了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溺爱孩子,使之自私任性,没有社会责任感,扼杀了独立性;因望子成龙,泯灭了孩子的的天性,扭曲了教育的目的。这些又为社会的未来长远发展埋下隐患。传宗接代意识直接造成买卖婚姻,重男轻女,堕胎,流产,遗弃、买卖孩子,代孕,二奶三奶,男女失衡;其他的社会现象,诸如富二代,官二代,红二代,贫二代;特权教育;学术、单位、科研、政界的近亲繁殖——我提拔你儿子;你提拔他下属;他提拔我弟子,那些不断爆出的“优秀年轻”干部的火箭式提拔,都是传宗接代的衍生。中国人传宗接代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望子成龙,为什么?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带动整个家族,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传宗接代的能级水平在170。(骄傲+欲望)

(十六)、不担则,不反省,不认错

罗永浩去年连办两次轰轰烈烈的“砸冰箱秀”,砸开了西门子等企业的商业霸权,消协及政府部门的踢皮球绝技。短短数月高达15多万元的维权费用,向消协和政府部门打19个多达90几分钟的维权电话仍无果,折射出官僚机构不愿帮消费者维权,也折射出推诿,不愿承担责任。

又如,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武汉市举行少先队的特色比赛;当日,武汉最高气温达35.3℃,原计划8点30分开始的比赛,却因领导的姗姗来迟而延后。等一个个领导在太阳伞的遮阴下讲完“祖国的花朵们”之类的话,一直炙烤在烈日底下,穿着长袖制服,并且手套、帽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军乐队员,终于起步,开始比赛。手持指挥杖的小男孩,才走出几步,一头晕倒在地。当老师和家长们抢救时,领导们悄然离去。在河北省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一名小学生耐不住持续两小时的烈日炙烤,当场中暑昏倒,然后台上领导们也都悄然离去。

中国人在面对问题或错误的时候,一般都是保持沉默。无论上对下,官对民,父母对儿女,从他们的嘴里难以听到道歉与反省。官场根本不存在真正的问责制。比如,三峡大坝,三门峡工程,矿难,火灾,骚乱,校车车祸……这些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失的重大特大事故,没有哪个官员出面道歉和承担责任,更没有引咎辞职一说,有的只是调离岗位,异地继续做官。为什么?这种推诿、不愿承担责任、不反省和不承认错误源于哪里?1、爱面子;2、责任不明确,能推。为什么责任不明确?因缺乏制度化。制度和法律仅仅是工具。对他们来说,还是人大于法;3、承担责任后要损失利益,包括权力、地位,财富,性命;4、因等级社会的长官意志、上级指示就绑架了责任,他们不需要负责,也负不了负责,一旦出事,就成了替罪羊。5、缺乏信仰,信仰是自觉的。

出事儿,都往外推,最后实在无处可推就推到灾难和老天爷身上。有个人说,在我短短的一生中,百年一遇的洪水已有过10次,500年一遇的海啸已有见过2次,千年一遇的地震见过2次,唯独五年一遇的全民大选一次还没遇见过。归根结底就是不想负责。所以还得靠制度,制度是强制的,靠自觉做不到。

中国人的推诿,不愿承担责任,不反省和不承认错误是具有历史的。有网民总结说:

“60多年前,我们被告知,一切坏事都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三座大山)干的;
50多年前,我们被告知,一切坏事都是彭德怀等反党集团干的;
40多年前,我们被告知,一切坏事都是刘少奇等(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们)干的;
近40年前,我们被告知,一切坏事都是林彪等反党集团干的;
30多年前,我们被告知,一起坏事其实都是江青等“四人帮”干的;
20多年前,我们再次被告知,一切坏事都是老赵干的;
今天,各种渠道与媒介,不断地向我们渗透:一切坏事,都是美国等西方霸权势力干的!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一切坏事都是污蔑别人的人干的!”

不担责、不反省、不认错的能级水平在170。(骄傲+恐惧)

(十七)、崇尚权贵

柏克说:“以英雄的品德为基础的人类制度,必定会有一个脆弱或堕落的上层建筑。”自古中国就是一个道德社会,权贵被人们假想和神化为道德模范或英雄,受人尊重,甚至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因为常人难以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较高目标——神仙佛道,在五福临门的世间目标中,被神化的权贵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人们的现实追求。相反,有更高追求的,反而蔑视权贵。

权贵们位置越高,自由度越大,受压迫的可能性就越小;还可欺压别人来转嫁释放自己的压力或满足自己。为什么要崇尚权贵?因权贵可以带来利益,不但平时可以光宗耀祖,特殊时还可以喊出“我爸是李刚”以获救,现实利益巨大,小可利己,大可利益整个家族。中国人传统上向往的五福,有四福由权贵可以带来,由此可见权贵之重要。

权贵享有垄断的独有的利益为特权;它具有利益性,暴力性,排斥性,荣辱性。它的危害之处在于社会权力主义横行;使人形成主子和奴才的双重心理;以欺上压下来维持稳定。表现为官本位,以官治民;这与民本位形成强烈的对比——中国政府和官员没有服务民众的意识,只有管理、控制民众的意识。也正因此,在中国办事特别难,其中不乏有官员为了显示权力,故意刁难、为难民众的因素,难怪中国官员自古就被人们以“官老爷”相称。并且官官相护,因为互相都有罪恶;官官相连,罪罪相连,拔出萝卜带出泥(你),都被罪恶所绑架。例如本国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由于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特权,以及不允许出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除娱乐之外的明星,电视台等为了保险,“不出问题”,不敢报道真实消息,不敢追踪社会问题,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幕,因此天天播出娱乐节目,吹捧几个歌星,号称是弘扬“主旋律”。8亿农民、2亿农民工、 3亿多低生活水准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千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踪影。又如: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的时候,有人高喊着:“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中国的科研教育体系也处处渗透了权力。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

崇尚权贵的能级水平在170。(骄傲+欲望)

(十八)、造神与明君、清官情结

传统中国人历来信神,但是又远离神,因对神很模糊,所以更愿意以人来表现神。中国人造神无处不在;明君清官是它的一部分。人们的明君清官情结是造神的主要动力之一。

明君;

君过去称为天子,因修炼文化中人最早来自神,所以就把君(尤其是明君)看成人间的神。这反映了人们对于神的一种期待,愿意跟着神走。所以就期待明君。因为明君有广泛的平等性、道德性,给大家带来利益。这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尤其等级社会)都很重要,因为这样民众受的欺压就少一些,自由度会大一些。人们对于明君的期待远远大于对制度的期待。1949建国时,有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留下来,就是对毛泽东抱有幻想,把他看成神,看成明君,而并不是期待制度。但是毛并不是明君,而是人们一厢情愿的造出来的明君,给他贴金,让他坐在高高的神坛之上,最后终于导致个人崇拜,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明君是人们对理想道德社会的渴望,而道德社会永远是要求和提倡大家自觉;靠自觉,也靠责任,而不是靠制度。

明君具有时代性、道德性、有限性、包容性;危害在于,因世不常出,无休止的等待明君,人们会由期望变成失望,对社会失去信任;再到绝望,最后到反抗。由于昏君会打扮成明君的样子,使民众更失望。

清官;

清官思想是明君情结的延伸,但又有所不同。不同在于:1)、对区域内道德社会的盼望。2)在等级社会中对公正的一种渴望、期待。总之,是民众对神的期待;对世外桃源等神话世界或道德社会或美好生活的一种盼望。过去,有不少清官转任后地方民众是要为其建祠堂的——在百姓眼里,只要是给大家带来利益,那他就是神!

经历了反复的苦难,中国人终于明白,制度可以保证类似于明君清官的出现,但单纯依赖明君清官绝对保证不了制度和利益。

明君清官思想的危害很大,它会使人们由迷信——等待——仇官。这也是仇官的来源之一。

造神与明君、清官情结的能级水平在170。(骄傲+欲望)

(十九)、爱面子

所谓面子即脸面,是别人对你外在的看法。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为什么别人会看你?因为中国传统是以道德至上,而且这个道德太高了,明知道自己达不到,也希望别人达不到,并且更不相信别人能达到,所以就盯住别人看。一旦发现别人达不到,心里很满足很高兴。用孔乙己的话说,叫窃喜。这是很小人、很苟且的一种心理。

爱面子说白了就是如果被人认为自己比别人低,就受不了。延伸一下,就是即使知道自己比别人低也要掩饰,也不让别人说。它的实质是不但不希望别人比自己高,还希望别人有毛病。从这个角度讲,苟富贵勿相忘很难做到。所以,注重面子几乎是中国人的通病,什么家丑不可外扬,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凡此种种。为了面子可以说谎,为了面子可以造假,为了面子甚至可以犯罪。爱面子小而言之是个心理问题,大而言之就是道德问题甚至法律问题。一个普通人爱面子造成的不良影响可能不大;但是一个大人物爱面子就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恶果——因为搞赶英超美大跃进造成严重破坏和勒紧腰带造原子弹,中国明明已出现粮荒,但是,毛泽东为了面子,却拒不承认,拒绝接受国际援助;还饿着肚子还苏联的债,——当然他自己不会饿肚子;非但如此,更是打肿脸充胖子的到处援助,援助越南、亚非拉等国家。仅此一项就造成饿死达三千多万人的大灾难。这是不折不扣的祸国殃民。家丑不可外扬更是一个不可犯的大忌。不怪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共识:中国人大多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别人活着——为了别人的感受、看法!不仅是中国人,中国政府在面子问题上也是这样,总想通过言行在国际上抬高自己!他们能买光全世界的飞机,却买不起一辆校车;能把卫星送入太空,却造不起一座小桥;能给别国数亿援助,却不肯多造几所小学;一年能吃掉几十艘航母,却逼着孩子捐出午饭钱。更为严峻的是:面子已经成为了中国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人民接受真理,阻碍中国真正富强,中共建政以来篡改历史、掩盖真相、粉饰太平已达到极点,明明落后、明明不及就是不愿承认,非要拿东方、西方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做遮羞布。

爱面子的能级水平在175。(骄傲)

(二十)、讲排场

中国人爱讲排场,它带来的奢侈、虚荣、浪费实则是爱面子的延伸。没钱时爱面子也就是说谎造假,有钱时爱面子就要奢侈浪费讲排场以光耀门庭、光宗耀祖,不傲慢他人不足以争面子。各类宴席都是讲排场奢侈的地方,包括婚礼葬礼等迎来送往的大摆筵席——所以才有机会显示和带动中国精细的饮食文化和买醉的酒文化。过去官员出行,就封路回避以显示尊严和排场。现在官员的排场就不限于此。三公消费,三年前就年逾万亿。各级政府举债几十万亿掏空国家未来赶建的大量楼堂馆所和形象工程!一次集中力量办大事倾全国之力举办的奥运会,花费四百亿美元;一个小小的延安城管局,大楼竟有30层,而中国的教学楼、居民楼却质量最差,各类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所有外在的打造都是为了给主人、给领导换来面子。为了当共产阵营老大,毛泽东喊出中国可以死一半人的豪言壮语;为了航母缩短工程工期,死了15个人;每次中国领导出访,必定往外送钱,而且连马其顿这样发达的国家都送。从上往下都是一个心理——打肿脸充胖子,主子领导的面子尊严高于一切。这种讲排场、奢侈实则是虚荣、怕人瞧不起、自我神化的表现。它造成的后果不仅直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浪费,还侵害了人民的生命安全。

讲排场的能级水平在175。(骄傲)

(二十一)、逃避

有人说,受国之垢,受天下之垢,含忍恢弘。那么这个所谓的含忍恢弘是不是一种缺乏社会责任的逃避?逃避分为多种:1、忍耐;2,安心知足;3、只做我的学问;4、只念我的经;5、只过我的日子;6、随时准备弃船;有钱的移民。甚至因果和来世思想,也成为了逃避的理由。古语讲:禅教顿悟,仍为小道。

这些缺乏社会责任的逃避,都是对被压迫、欺负的无奈。是一种严重的“清净”后遗症。只有去勇于面对,勇敢改变,承担起国家和民族的苦难,才是唯一可行之举。任何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每一件事都与你有关联。早早晚晚会影响到你。

逃避的能级水平在180。(愤怒+恐惧+勇气+明智)

(二十二)、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从儿童到老人,都时常挂在嘴边。细想起来,“爱国”只能说是一种情感,如何上升成一种主义?爱国最初是在地域性、文化性、民族性、宗教性相同时,抵御外寇的一种共同需求,但和平时期爱国往往被统治集团作为集团利益的遮羞布。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爱国主义被一步步工具化利用,作为解决内政问题手段的延伸。2008年,北京奥运会把中国凝结成“荣誉的共同体”,四年之后,黄岩岛和钓鱼岛把中国凝结成了“仇恨的共同体”。 2012年9月,中国人板着面孔,大步行进,呐喊着愤怒的仇日口号。龙应台曾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如今,这话该重新问:“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生气?”究竟,我们应不应该爱国?该怎样爱国?陈独秀早就在《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回答了这个重复性的问题: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恰达耶夫说:“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情,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那就是爱真理……我并不想学会带着闭上的眼睛、崇拜的大脑、封上的嘴巴去爱祖国。”

左拉说:个人正义维护着国家正义,个人尊严组成国家尊严,国家惟一能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就是它对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所作出的承诺和保障。

托马斯.杰弗逊说: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

许倬云说:“我到50岁才拿自己的爱国思想摆在一边,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要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人类社会跟个别人是真实,而其他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

爱因斯坦说: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我们应当爱国,但绝不是当局宣传的用主权否定人权的爱国,这不仅是一种概念的偷换,而是窃国。如今国已被贼窃,爱国即爱贼。为了保持统治集团利益,他们极力宣传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已沦为排除异己、镇压人民的工具。为了强化爱国,他们制造出许多假想敌——帝国主义,敌对势力,反华势力,西方思想,霸权主义等。更为严重的是,把党和国家绑架在一起,他们的理念是反党就是不爱国;爱D=爱国=爱朝廷。

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爱国的本质是爱民,而非爱朝廷、爱集团、爱党。

爱国主义的能级水平在180。(骄傲+愤怒+勇气)

(二十三)、有限同情心

中国人的同情心是有限的,有限到主要只对自己的亲朋。为什么?第一,中国人没有坚定的信仰;第二,政府缺乏保障功能和体系;第三,过去缺少社会组织,出现危难时,还得靠家人和亲朋帮助;第四,帮别人是为了以后有人帮自己;第五,因过去一直鄙视弱者,同情心就不够或者说很缺乏。中国人一生都在经营亲朋用以获得帮助和保障。

有限同情心也可以叫缺乏爱心。什么是同情?什么是爱?二者有无区别?同情是对别人、对生命的痛苦或窘境的一种体察和怜悯,一种感同身受;爱是主动地给予、付出。同情和爱是存在区别的,同情是道德的基础,大部分只存在心里,给予可有可无,更多的时候没有施以帮助的行为或行动,付出行为就是爱了。同情可以升华为爱,在同情的基础上才会有爱,但是同情不是爱唯一的来源。爱是无私付出,有期待回报的付出是不纯粹的爱;利益基础上的 “爱”是一种交换,根本谈不上爱,也达不到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代中国还是相当缺乏“爱”的。小孩子爱父母只是一种借助和表达方式,主要是对于父母的尊敬和依赖。

同情和爱都是有范围的,因它们都是一种能量,不可能无限大的覆盖;只不过能量大者圈子更大一些,能量小者圈子小一些。爱的上升或极致是博爱,它是人类或生命之间的广泛付出,是利他利己;可分为由范围决定的多个层次,范围越广层次越高,最后直至无限而使爱充满空间不占有空间达到无我。由爱到博爱是一个不断提高速度的过程,改用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E=MV²(能量=质量*速度的平方),在能量守恒的前提下,速度V越快,质量M越小即越无我,所以,不断提高速度的过程,也是逐步降低自己质量的过程。同情和爱源于心,具有阴阳两方面的付出,且以阳性、有形为主的付出;付出越多即你的爱越宽广,速度越快;当付出达到无限——超越了了亲朋、种族、国家、人类,爱之速度也就成为了超光速,这种状况下,爱是一种光,爱之源头的你也就成为了光明体。所以,无论同情、还是爱,都是一种上乘的大修之途。

有限同情心的能级水平在300。(爱+欲望)

(二十四)、缺乏感恩心

要了解就要先知道恩与感恩。首先明确何为恩?何为感恩?恩是你无法回报的或暂时回报不了的别人对你的帮助,所以是一种心的因。感恩是对于别人或万事万物对你提供的帮助的一种长久的感激、感谢,因你暂时不能或无法彻底回报。

感恩心的思想基础是举头三尺有神明、万物皆有灵,感恩心是阴性或者说灵魂之间的一种关系或是一种有意的联系;它是聚集能量粘合生命的一种方式;是对生命、自然、宇宙的一种深深的尊重。真正的感恩心是建立在对多维生命的认识和信仰上;对高维生命认可了,感恩心才牢固;反之,则感恩心就脆弱。有感恩才有奉献。感恩首先是源于阴性,其阳性上的表现为奉献,但是奉献远远小于无形的、心的付出。由于别人的帮助无法回报,才把自己最大限度的、无限的放低、降低,去做最大最无私的奉献以表示自己对恩的力所能及的回报;自我执着越重就越不会感恩。

同样改用E=MV²(能量=质量*速度的平方),感恩就是面对宇宙万物,在能量守恒的情况下,把自己质量(自我)降低,降到越低、越小,速度就越提高;等质量(自我)降到光子、小到无限,速度就成为了超光速。光速是阳性物质和阴性物质的临界点,超越了光速,就成为了充满空间而不占有空间。感恩就成为了光,你就成为了光体。感恩和博爱是一体两面,二者殊路而同归。不过,博爱是以无限大的付出而提高速度为切入;感恩是以降低质量(自我)到无限小为切入,都可达到超光速和无我。

中国人由于受等级社会的礼制约束,往往是被迫受教育,被迫工作,被迫生活,对于这种被迫的给予和安排,人感到更多的是压力和无奈,我执很重何来感恩?感恩是给予或帮助他正需要的,而且这种给予是无私的,不要求有回报的。而中国式的提供的帮助或付出往往都是表面化的或有要求回报的前提夹杂其中,如养儿防老等。更何况现代中国由于没有信仰原则和道德约束,在赤裸裸的利益支配下,感恩心已是很脆弱很浅薄了。

缺乏感恩心的能级水平在320。(喜悦+欲望)

中国文化造成了中国人诸多不良国民性,也造成了中国人的宽容、善良、平和、中庸、勤劳等诸多优良的品格。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两面性。比如美国文化造成了美国人的以自我为中心,不了解别人,直率,冒险,外向,傲慢;日本文化造成了日本人的岛国心态——勤俭,节俭至小气,坚韧,善于学习,细致,爱面子不认错等。

来源:天华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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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的起源与本质

帖子游客 » 2014-01-30 星期四 11:42

文化反映了人类和宇宙、自然的关系,说文化的起源就不得不说到人类的起源。而说到人类的起源就必须从中国传统和现代的阴阳学说开始。

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皆分为阴阳,阴阳之间存在着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生阳、阳极生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的互根、转换、交变与平衡和谐的辩证关系,现代的阴阳根本律则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将阴阳发展为两种物质,揭示了现代哲学所争论不休的物质和意识、存在与精神所谓心物关系的来源和本质,并指出其三大特征:

(1)、阳性物质是实存在,呈显性征状,用肉眼或借助仪器可以看到,占有空间;阴性物质是虚存在,呈隐性征状,借助仪器都看不到,充满空间,但不占有空间。

(2)、阳性物质的实存在方式是粒子或粒子的组合态,无论怎么分解或分割,都仍然是粒子态;阴性物质的虚存在方式是波或波群。

(3)、阳性物质运行的速度上限是光速;阴性物质运行的速度下限是光速。速度的差异是阴阳两大类物质的重要区别,光速则是两大类物质的临界点。能把握住这个临界点,就能把握阴阳的转化。

还需要说明的是:

(1)、阴性物质运行速度很高,其能量远超阳性物质,其突出表现就是如同电磁波、光波一样的能量,故阴性物质可以决定和把握阳性物质。

(2)、阴性物质在古代被称为神、魂魄、灵魂、心、识、天使、圣灵,在现代则被称为精神、意识、心灵、超心理、超验、外星人。

二者转化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人为的转化,一种是自然转化;既包括阴阳物质的转化,又包括事物阴阳性质的转化。

人类是以阳性物质为主的高级生命,最初由阴阳转化而来,即以阴性物质为主的超高级生命从高维层而来,真理也同样是从高维而来,所以必然包含着能够和高维沟通的宗教与信仰,从而形成了人类如何以高维为依存的两种文化方式或方法:

一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和蕴含的内求法,即“从人——多神”的过程;

一是以欧美文化为代表和蕴含的外求法,即从“一神——人”的过程

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的差异呢?首先两种文化都相信有神,也都相信人是从神那里来。但二者的区别在于,东方文化认为宇宙高维生命也就是“神”是多元多层次的,是他们“转化”成为了人(如佛教认为人是从光音天下来的),所以人可以成“神”从而回到神那里去;所以,是“从人——多神”,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多神”并不是多神教里的众神崇拜,而是特指向上修炼的维层和阶梯。西方文化则认为“神”是唯一的,特指上帝或真主。是“神”创造了宇宙也造了人,人就是人,人可以回到天堂成为天使但不可能成为上帝或真主,人只有接受“神”的恩典或顺从神;所以,是“从一神——人”,这里的“一神”并不等同于一般的高维层和生命,而是和东方文化中的“道”有相似的意趣。

(一)、内求法

中国的传统文化、日本文化及印度文化都是以内求为主的文化。内求法是人类追求、走向、进入高维的方法和途径,因为相信人来自神,所以认为通过一定方法还可以回到神那里去,成为神。我们简称之为“从人——神”;它之所以称为内求,是因为从本质的、修炼的角度讲,它是炼阴化阳,炼阴就是向着高维层——神的方向,对人体来讲就是向内修炼阴性物质提高速度,提高能量,提高维层,从而有足够的能量把阳性物质逐步逆炼归原,恢复还原至阳性物质最基本的粒子态,生命由以阳性物质为主的高级生命——人提升到以阴性物质为主的超高级生命——神仙佛道,成仙得道,成佛做祖。

必须提出的是,在未经过升华的以阳性物质为主的生命之阴性部分,并不是运行速度下限为光速、充满空间而不占有空间的高级状态的阴性物质,也就是并非相对独立的阴性物质,因其在阴阳组合生命状态中,仍然受阳性身体和阳性思维的过多限制和束缚。所以必须通过一定方式的修炼来提高速度进而得以升华,而炼阴——提高阴性物质的速度的根本方式是利他(见《天华文化解脱观》)。

通过不断炼阴,阴性物质的速度、能量和维层在不断提高,从气——能——光——神,其占有性越来越小,充满性越来越来大,当阴性物质的速度达到光速以上,至此,阴性物质的主要特征表现出来:其运行的速度下限为光速,充满空间而不占有空间。占有性就是自我性,随着阴性物质的速度不断提高,占有性越来越小,那么自我性就越来越低,直至降到最低,接近了“无”的状态,这就是修炼中强调的最高境界——无我。

利他——提高阴性物质速度的同时也就降低了自我。降低自我,就会自觉的约束自己,修正自我,淡化自身的各种欲望或需求,逐步消除利己思想和行为,从而由先利己后利他提高到到先利他后利己,直至舍己为他,完成生命层次的飞跃。表现在修炼个体上是:直觉,感性,崇拜神,同情,出世,节欲至禁欲,守戒律消除个性;折射或影响到非修炼个体则会出现逃避,有限同情心,实用主义,造神,角色化,无独立性甚至奴性。反映在社会上即是强调利他的道德主义、理想主义、性善论,淡化自我的集体主义,直至漠视个性的爱国主义、主权主义、党性,文化上注重整体、大一统,模糊主义,偏于集权。

“从人——多神”,由于以提高生命层次为根本目的,所以是人类的最终归宿。

“从人——多神”,因各人慧根、机缘不同,故人各有志人各有路,个体性强,多元化,而且这种修的方式不是人人都能成就,所以社会性不够;还具有一定的出世性,不可能是完全的社会行为。所以一旦被利用裹挟变质成为一元化的整体性的完全社会行为,社会往往因造神而走向极端——就像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以强烈出世倾向的内求修炼如果从个体性走向社会性,必须有相对社会性的文化相衔接,如中国出世性的佛家道家和入世性的儒家结合。否则,如果教权大于皇权社会就被限制,即使高层次的宗教可以带动社会前进一个阶段,也会因为其出世性使社会发展出现停滞或倒退,这就是近代以来世界上佛教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如果皇权大于教权宗教就被限制,开明的统治者利用宗教的高层次推动社会发展,又会在其出世性太强时加以整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如唐宋明清时的崇佛、崇道、崇密,当然也会出现昏庸的统治者为了自我权威而用以道乱政的名义对高层次宗教和文化进行打压,人为制造社会混乱。除非高层次宗教根据社会环境和需求,提高入世性,从而可以更好地指导社会,如近代佛教大师太虚提出的人生佛教,星云法师等毕生推广且已经在台湾恢弘大观的人间佛教。

(二)外求法

以美英为首的欧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都是以外求为主的文化。外求法是人类接受神恩典(基督教)或顺从神(伊斯兰)的过程。因为人是神创造的,所以人不可能成为神,只有接受神的赐予。我们简称之为“从一神——人”;它之所以称为外求,是因为和内求正好相反。从本质的、修炼的角度讲,它是炼阳聚阴,炼阳就是在 “一神”信仰的指导下,以对神的无限感恩,向外修炼阳性物质——以发明创造延伸人的能力,最大限度拓展时间和空间,从而有足够的时空发挥兴趣、爱好、个性、信仰等,也就是可以沟通、聚集、调动、指挥更多、更高维层和能量的阴性物质,简称聚阴,表现为思想、境界、胸怀、气魄、心量等的提高和升华,最终得以实现理想、抱负、志向,至此,神的大能也得以彰显!(见《天华文化解脱观》)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炼阳不是盲目的,是在信仰指导下进行的,即使是没有信仰的人也往往要受某种思想的支配,如科学研究要有理论指导,没有绝对的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炼阳拓展了时间和空间,给聚阴提供了需求和条件。而伴随炼阳的聚阴是为了实现正确信仰,则必须以感恩和顺从作为基础,感恩和顺从是一种低位心理状态,在这种低位态中,表现为思想、境界等的高能量阴性物质被接收、聚集、融合,从而带动人的提高,新思想、高境界反过来又可以推动炼阳,进一步拓展时空。所以炼阳不是目的,仅是手段,炼阳是为了聚阴,聚阴又促进炼阳,二者相得益彰。

通过炼阳发展个性拓展空间,可以达到一定思想境界,由于越高的维层其道德要求也越高,如果在到达一定维层的思想境界之后,不能进一步克制自我,往往就止步不前了,甚至还会下降。所以要想不断聚阴突破更高维层,必须以信仰、道德、法律严格约束自己,逐步提高道德水准,这正是西方重视法律的由来。所以,虽然炼阳起步于自我性——个性、兴趣等,但最终还是提高于约束自我,炼阳才得以升华。

通过不断聚阴,个体或整体内的阴性物质的能量、维层不断提

高,由此得以接近超光速的一神,虽然思想上有不能成神的障碍,但无限接近也就是成就。通过感恩和顺从,人体这部生物仪器才最大限度的放大了“一神”的能量 ——所谓神的大能,所以才可以受到超高级生命——神的能量的加持和贯注——恩典或信主得福。感恩与顺从是和外求思想相匹配的修炼方法,也可以实现生命层次的提高。

炼阳表现在社会上是个性化较强,需要指出的是,因为炼阳来源于一神信仰的指导和约束,所以此个性化强调的个性,是在充分认识到人性恶的一面危害的前提下,先和神有了止恶基础上扬善的约定,它强调的我性是主观能动性,它强调的我是受限制的我。

个性化首先要求拥有更多的个人财产,所以要发展自由经济,但是为了制止贸易双方之欺诈恶行,所以又要有契约原则。

在拥有财产之后,个性化要求保护个人财产,所以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是面临权利不平等,面对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的人性之恶,为了制止执法的统治阶层行恶——捞取过多权利——腐败,所以订立全民契约——宪法,实行人人平等,保护全民利益,逐步形成了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的宪法至上的民主政治制度。

由此,虽然个性化好像是利己,但受限制的个性化则从根本上保证了先不损他再利己,实际上这个不损他已经和佛家的十善业道以及诸多佛道戒律相通了,两种文化在这里达到了契合。还应该看到,不损他式利己随着所尊重生命范围的扩大,客观上往往会利他,如建立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公共场所不吸烟,交通法规以人为主——公路上车等人等等。

感恩、顺从、提高个性之外求修炼方式,应该看到一神有一定的排他性,表现在修炼个体上是:冥想,理性,依赖一神,感恩,顺从,入世,遵守约定,可能出现反对多神,反对异教徒;折射或影响到非修炼个体则会出现独立思考,信仰一神,张扬个性直至纵欲,爱情至上,享乐主义。反映在社会上即是强调止恶的宪法至上、经验主义,性恶论,提高自我的消极自由、人权大于主权,直至强化自我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独立主义,文化上注重个体、分散、量化,偏于民主。

“从一神——人”,由于以神的外化为主,所以是人类阶段性的追求。

(三)、中国当代文化的本质

现代中国文化中,内求和外求是掺杂的。其中,代表内求法的传统文化是组成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虽然百年来反复被打压、破坏,但是儒家还在以传统文化主流的面目时时活跃在现代的舞台,不愿退出。佛家、道家文化过去虽然因其出世避世倾向而缺乏社会责任,但在道德江河日下的当代中国还是给了许多人极大的心理慰藉,其慈善行为也越来越壮大。儒家从来不曾出世,一直异常积极的入世,教导人们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以至于沦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它灌输给了人们皇权专制,等级思想,崇拜和服从权贵,爱面子,丑化性,传宗接代甚至奴性……

而外求文化分为四个分支:马恩思想,科技,半自由经济和以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等为普世价值的当今世界主流文化。作为舶来品的马恩思想进入中国后,通过共产党灌输给中国人的是完全不同于原有文化的仇视消灭异教徒式的阶级斗争;它的政教合一加剧了中国社会原本的等级;加重了社会上层的特权及特权思想;把原来存有一定宽松度的皇权专制推向思想与政治制度的双重极端——极权,形成毛式极权文化,这是马教的思想教权专制和儒家的皇权专制结合后形成的极致——D权专制!

科技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条途径,通过百年来逐步从西方引进,给现代中国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应以利人为本的科技在利益至上的皮鞭指挥下,造成了毒食品,假药泛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甚至和暴力结合起来,军备竞赛,核武器储备,掠夺资源,形成垄断——科技和浪费、排场结合,助长了人们追求时尚的极大浪费,而在这个意义上,科技本身也成了一种浪费;此外,科技的理性也助长了人们缺少同情。

半自由经济则导致了人们的利益至上,助长特权、权贵的疯狂蔓延。在缺乏法律制约的情况下,经济自由成为权贵们掠夺财富的借口和手段,为他们提供了多重寻租的机会,从而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贫富差距巨大。据《远东经济评论》 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故此,权贵们希望保持专制不受制约、保持自由经济方便捞钱。所以经济自由必须和法律结合起来,否则,不受制约的过分的经济自由会造成如中国现状一样的经济垄断,贫富悬殊。另外,经济自由大大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促进了宗族和大家庭的解体,也带来了感情淡漠。

以自由民主为代表的普世价值,已经百年前仆后继,尤其在面向世界的今天,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上层还是基层,民主思想已经扎根,上层权利弱化、地方主义、下层维权日盛已经充分说明了民主在中国已经不仅仅在思想层面,中下层民主力量正在形成,民主、人权、平等即使作为遮羞布也已经登上官方语言的舞台。

综上所述,结合中国现代国民性来看,在中国文化的组成中,以儒为代表的内求文化仍然浸透人们的血液,马教基本上还生存在官方话语系统中,豹死犹留皮一袭,科技、经济自由、普适价值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来源:天华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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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的发展

帖子游客 » 2014-01-30 星期四 11:43

(一)、内求PK外求

内求文化重视“从人——多神” 的过程,虽然神变成了人,无论神、人只要有自我就会造作因果,从而产生了轮回;形成了以人回归到神乃至解脱的修炼方式;因此,修炼和生命都是连续的。内求对人的外在挖掘不够,大多是了解神,重视神,所以渲染神,也相信多神,对神的研究很细致。因为有神的目标,所以就淡化了人的需求;以人的崇拜来表现神的威严、伟大,强调在神上做功夫;正因为在神上做功夫,挖掘出了神的多层次和多元;反而忽略了人,也容易执著在某个层面,造成停留。内求具有出世性、层次性、多元性、包容性,在中国传承绵延不绝,代有所成,成就超高级生命——神仙佛道等多层次正果,所以内求是人类根本性的归宿。

外求文化是“从一神——人”的过程,即神造的人产生了原罪,人的生命的归宿只有天堂或地狱;人在神的恩典下,可以死后上天成圣。也就是人是人,神是神,人不可以成为神,神是唯一的,特指真主或上帝。人和神之间遵守约定——契约,就是要接受神的约束。你不用研究神,因为你达不到神,所以就加强对人的研究,要更深地挖掘人。外求强调信神的人有福了,强调神对人的恩典、救赎;即强调在人上做功夫。外求具有入世性、社会性、一元性、排他性,可提高整个社会,是人类阶段性的目标。

二者相比之下,区别和弊端就在于:“从一神——人”的外求认为人不可以成为神,因神的唯一性,人只能接受神的恩典,遵从神的约定;“从人——多神”的内求认为人能成为多层次的神,不用约定,就随层次而变化。认为已经人神合一,实际这种自以为是的合一反而是对神的亵渎。——把神降低了,对神的信心也不坚定和忠诚了。因为在神化权贵时,总是有人的影子在其中隔阂着。

因为内求文化的指导,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道德治国,靠道德和自觉的社会。传统文化中的性本善是人基于对神的向往、期待、崇拜、追寻甚至是构化,是神的美好时代。善成为了神的一种特征,把神强调为善,实际上神未必是以善的角度出现——佛家、道家的角度都是如此。因为强调能够成神,这个神一定是善的,一定是道德化的。所以,中国人处理问题都不是理性化,不是按理性和制度处理,而是道德化 ——给一切都打上道德的烙印。它表现为小的方面是家长里短,大的方面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前一朝代灭了,后一朝代都以极尽丑化之为能事,如《金陵春梦》就是大陆丑化蒋介石的。因为人可以成为神,中国人比任何一个民族更具神化事物的功能。如神化国家、社会、民族——称之为礼仪之邦、神州大地、龙的传人等,神化皇帝、官员、权贵、社会精英——称之为明君、清官、榜样、楷模······ 有一点好处就神化,加之文化中的道德论和性善论,把善和神联系或干脆等同起来,形成多神。所以中国人的信仰从来就不是坚定的,单一的,而是灵活的、实用的和多元的。然而多神也带来它的弊端:即分散了人对神的凝聚和执著。性本善意在扬善,但是这种扬善也夸大、强调了善的自觉性。其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无法止恶。

与之正好相反,外求文化基于人不能成为上帝,必须接受神的恩典,神的约束,遵守与神的约定。性本恶也就是原罪实则是针对人,强调人的恶性,是对恶天然的防御心,所以也就顺理成章的止恶。止恶包含了两部分内容:恶的自觉性和止恶的非自觉性。这就自然的延伸到制度和法律。制度和法律都具有强制性和惩罚性,是抑制恶的最好手段与方式。这就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社会状态:一边是靠道德和自觉;一边是靠制度与强制。

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相反的道德和法律,实质是同出一源的。道德和法律最早都是源自原始的信仰和以后的宗教。道德来自信仰,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道德。它是多层次的,主张自觉性。从人类起源来看,人一开始神性强,有自觉性,也就先有了道德;后来人私欲多了,神性下降,做不到自觉遵守道德,部分道德就变成了强制性的法律。道德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基本的道德即不损他;二是高尚的道德即利他,总之就是要降低人的欲望。而法律的意义是制止损他,主张强制性,也就是要把人的欲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仅仅强调自觉,即使欲望有所降低,但如果没有限制,欲望也会漫延起来,甚至淹没自觉;仅仅强调限制,因为欲望没有降低,所以,欲望就会膨胀起来,直至把限制冲破。所以自觉与限制必须并重,自觉是在有限制基础上的自觉,限制是在自觉维护下的限制,道德如果做不到自觉就要降低为强制性的法律,法律如果能自觉遵守就升华成了自觉性的道德。

道德是法律的来源,法律以道德作为内涵,道德以法律作为外延,法律伴随着道德的发展而发展。对文明程度较高且相对有序的社会,往往表现为法律道德化;对文明程度较低且相对无序的社会,往往表现为道德法律化。

一直以来,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都是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富勒曾说过,法律的被遵守,归根到底在于它有道德性,在于按公众的眼光,它们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一种秩序,如果不包括着道德的因素是不可能真正建立和维持的,而秩序的观念本身就包括着我们称之为道德的因素。道德无疑是法律的源泉和支持,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如此。道德和法律本就不可分,法律都有相当的道德性,道德同样也离不开法律。法律实施的目的是让人自觉的遵守道德,而不是惩罚人。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应该走向全面依法治国,实行宪政,再喊“以德治国”纯粹是不现实的空口号了。因现如今没有了信仰基础的道德是空泛的,没有约束力的,所以才导致整个社会道德丧失,只有推行强制化程序化的道德——法律,才能挽救社会。实际上,宪法尤其是美国宪法,把人权放在里面本身不就是一种道德吗?

无论是性善,还是自觉地道德,都是“人可以成为神”这一原始的思想衍生的。同样是基于此,也产生了中国人对神的期待、信仰;产生了中国人神化一切的特殊的功能,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人们把天地君亲师神化,社会上层的权贵、精英们神化,对他们有着对神一样的期许;所以人们强调自觉,强调道德;人们顺从权贵,以为顺从权贵就是顺从神,惧怕权贵就是尊敬神;人们嫉妒别人比自己强,从骨子里怕别人比自己高;别人强了就意味着自己被欺负、被压迫;人们因恭敬神,而轻视人;因仰视神而鄙视底层、鄙视弱者;人们因信仰神而为神讲排场,形成奢侈,虚荣和浪费;也因仰视神而骨子里充满奴性——听从或顺从对神来说是信仰,对人来说却是奴隶;如果信仰僵化了,实际上一样是奴隶。国民性如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逐步就形成了。由于儒家在帝制大国的作用,中国人的奴性还是很突出的,虽然中国事实上没有产生如古埃及那样真正的的奴隶社会。商周都是分封建国,秦以后都是皇权专制。因为多神,所以和神离的很近,无论是高层次还是低层次的神,都应该听从——这就是骨子里的奴性。所以就有造神式的个人崇拜;这也是为什么会发生文革的一大主因。中国人在对神的追求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性善和神化、道德化是对神追求的极致,由此也引发了多神和泛神——只要你善良,只要你往上走,就都可成为不同层次等级的神。这也是成神的弊端,从这个角度讲,为什么中国人没有信仰?确切的说,应该是没有更高的、坚定的信仰。因为泛神,什么都信,什么事物都容易神化,于是大众根据各自的需求、需要来做不同的神化。正是因为他们把神矮化了,所以就把人神化了,以至于不知真正的神是什么?所以反而和神离得远了,就高不上去了。把相对于神来说生命层次较低的人神化了,就无法形成高的信仰,所以就一直在这里徘徊;这也是成神的弊端之一。要想越过这些弊端的阻碍有两条途径:1),像佛家一开始就不灌输神的观念,越过这一层;2)、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只信一个就足够了。神多了,人的选择性就大了,反而会无所适从。

总之,中国人的诸多不良国民性,根子都在文化及文化的根源上,是文化的衰退而暴露出的文化的弊端。严格说来,这根本不是人所能改变和解决的。所以,鲁迅枉费了热血和心血,痛心疾首的骂了好多年,时至今日不但无效反而更变本加厉了。

所有这些诸如此类的此番种种,在高层次修炼学中被称为阴渣。在这个意义上讲,参与社会活动也是一种修,而且是大修。阴渣往低了讲是表面上的习气、习惯、秉性,如修炼中常说的贪嗔痴慢疑;往高了讲就是盘踞在思想深处的所知障,已经熟视无睹,如唯物主义、无神论就是最大的所知障。它们如果长期不被人意识到就会使人永远沉在其中,无法逾越!炼阴渣是高层次修炼中的重要修炼环节。阴渣如不能够得以炼化,就永不能得到生命的更新!因为表面上的习气、习惯、秉性的根源就是以种种指导思想出现的所知障,所以炼阴渣最根本的还在于改变思想,也就是修炼上讲的开悟,只有改变思想,才能去掉所谓的阴渣,不改变思想是去不掉贪嗔痴慢疑的。当今,在中国人诸多不良的国民性之中,最先需要炼化的阴渣为整体的休眠,即集体失语,也就是后极权恐惧综合症。然而,这需要新的思想来做根本的改变!

(二)、文化与宗教

那么,究竟是一神好?还是多神更有益?应该是各有利弊。多神高低各异,是各归各的,低的如道家的各层次神仙容易达到,提高一步是一步,但是很容易停留;高的有高的益处,如佛教之佛、道教之道,虽然高,即使我这一生上不去,但以后不管哪一世达到了,就会一步到境或一步登天,比一停留的、一站脚的还要快。因为一停留就很容易忘了,以为到境了。所以一定要提倡:在坚持最高目标下的阶段性停留,而不能过分宣传多神。为什么在西方对宗教的认识上认为从多神到一神是宗教的进步呢?就是这个道理。一神过去只有今世升天一途,现代基督教也在更新,在《告别娑婆》里就提到耶稣门徒的多世攀升,无论一世多世都在不断接近神,这即类似于道家的成仙,只要能够提高就可以接受,又类似佛家的成佛,经过多世会更有成就,更接近神了。所以,多神必须是在有更高的层次之上的多神,更高的目标前提下的多神。多神必须是在有更高一神基础上的多神;一神也是在多神基础上的一神。一神接纳了多世修炼观念就可以无限接近神,多神坚持最高目标就可以防止停留,在这一点上,一神多神又达到了契合。

所以,“从人——多神”是“从一神——人”的基础;“从一神——人”是“从人——多神”的落实。两个是一个整体的两部分,各有侧重,且缺一不可。

过分强调“从人——多神”,就会造成人群中层次高的高、低的低,并且悬殊巨大,就是像现在这种状况,有诸多大成就者,但也有更多的道德低下者;也会造成人们过分依赖多神,信仰不坚定。过分强调“从一神——人”,就会造成人群的层次比较平均,鲜有大成就者;也会造成神慢慢模糊了,神下来了,反而看不到神了,信仰反而会淡漠。

“多”的来源是“一”,达到“一”有多条途径、多种思想、多个阶段;“多”的目标是“一”,所以总有合一的倾向,一直往上,往高,强调向神的集中性。 “一”的落脚点或者说取向是“多”,以“多”来表现“一”,越多“一”越重要,所以它能量是向下的、分散的,它强调向人的分散性。

综上所述,“从人——多神”和“从一神——人”相比各有千秋,从人类起源和人类发展史来看,都形成了各自的宗教和信仰。“从人——多神”重视对真理的追求,如佛教、道教;“从一神——人”重视对真理的应用,如基督教、伊斯兰教。无论是神转化成了人,还是神创造了人,二者都认为人来自神,都是在人类从开始时的众神同在下降到众神崇拜甚至到万物崇拜后对人类的一种拯救,都是对人来自神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二者几乎同时产生,如道家思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717-2599年的黄帝,成型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老子的《道德经》;犹太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300年左右的亚伯拉罕,成型于约公元前 1290年的摩西和上帝的约定——十诫。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佛教并非某些西方学者认为的多神教,佛教是在最高层次之下存在多层次成就者,如佛、菩萨、罗汉,这已经不是一般神的概念,道教有多神教的成分,但是它提倡修炼成就神仙,其最高层次足以和佛教、基督教并驾齐驱,而一般所谓多神教仅仅是指众神崇拜,没有修炼的因素。从这些意义上看来,“从人 ——多神”和“从一神——人”,并不存在历史上的先后问题,也不存在根本的先进和落后之分,只是两种修炼方式,随着人类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两种类型的宗教,也可以说是两种文化形式。

几千年来,“从人——多神”和“从一神——人”,自形成以来,一直对人类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作为宗教还是文化都已经深入到相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古代,处于农牧阶段,社会生活相对简单自然,由于大部分人没有受到文化知识的系统教育,思维停留在感性和超验两个极端,再加上统治阶层有意利用宗教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人们更容易接受神、教主、简单教义、简单仪轨式的真理灌输和作用,宗教解决了人们“怎么办”的问题,其思想、理论只是在掌握文化的社会上层中流传。近代以来,各国相继进入工业化直至现代化,在全世界范围内,文化知识得到推广,大部分人能够受到文化科学知识的系统教育,思维变得越来越理性和科学,再加上工业化、现代化推动下的政治变革造成宗教与政治、教育逐步分离,宗教对社会和思想的控制力大大减弱,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宗教的以神为主的 “怎么办”式的教化,而要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探讨和研究,以解决“为什么”的问题;这时,无论“一神”还是“多神”,“神”的神秘被逐步剥去,其真理的内涵不断显发,真理从象牙塔里走出来,从少数人的专利成为大众的追求,故此宗教由神化走向社会化;在这方面,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16世纪基督新教的创立、发展和社会化直接推动了西方文艺复兴、英国工业革命、美国崛起等一系列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政治变革、科学创新、经济跃进。

宗教走向社会化的突出表现是宗教以哲学、理论、思想、道德、法律甚至习俗等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宗教走向文化,文化承载了宗教的绝大部分功能,由此文化的范畴就从狭义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知识等扩展到包罗万象式的上至真理、下至习俗;而原来的宗教走向式微,与政治和教育分离,出现多元并存或分裂现象,以前出世的也表现出强烈的入世倾向,有些学者将此称为宗教的世俗化或者干脆叫做宗教的没落,宗教家和信徒更将其称之为末法、末世,这其中或许反映了他们不愿意面对的心理,似有些偏颇,但也确实揭示了宗教的发展前景。实际上宗教世俗化或没落的正面影响就是社会文化的兴盛。

人类历史上两种类型的宗教自2500-3000年前基本成型,那时几乎同时产生了印度的佛教、中国的诸子百家、希腊文明以及犹太教的成熟,有人将其称之为第一轴心时代,那时出现的思想直接带动和影响人类二千多年;而当今世界正处于第二轴心时代,这里宗教转向文化是宗教形成以来乃至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由于它具有全球性、广泛性、彻底性、延伸性、不可逆性,将对人类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其后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将赖于此次变革!

在宗教走向文化的过程中,人们更专注于对真理内涵的追求,作为真理外在化表现的“神”就被漠视或隐化了,典型的如尼采的“上帝死了”;以基督新教的社会化为例,这一方面引发了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但也导致了唯物论、无神论的兴起,以此作为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运动百年来对东方西方都造成了极大地危害。痛定思痛,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人们对“神”的认识开始回归,人们试图用科学来诠释“神”,“神”和科学相结合,修炼和科学相结合,很多以非宗教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心灵学、灵魂学、超心理学、催眠术、禅修、密修、瑜伽大行其道,比较集中的如美国的奇迹课程热潮、中国大陆的气功修炼和特异功能研究热等。

我们应该看到,宗教转向文化是大势所趋,必由之路,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会长期存在,仍然是很多人的灵魂归宿。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宗教的合理内核—— 对宇宙高维生命的认识和信仰,以及作为人类发现真理、提高生命层次的主要渠道的修炼,是其他普通文化不可替代的,需要我们在社会的高层次文化中永远继承和发展,这是人类精神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真理表现形式之一的宗教也许会消亡,但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发现、传播、应用和更新不会停止,真理不会消亡,会以文化的形式继续引导和造福人类。

哲学家冯友兰曾经说:“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这是很有见地的。

从世界历史来看,近代以来,欧美所以领先于全球,就是因为近500年来一直进行宗教向文化的转变,宗教释放的能量大大促进了社会发展从而影响世界。在这股所谓“宗教世俗化”的潮流中,两千年皇权专制的古老中国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共产党兴起、新生活运动到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从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就当下中国而言,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佛教、道教、儒家经过一百多年的摧残已经衰落,外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在强大政治压制下也是成长艰难,这也正是宗教转向文化的阵痛历程,虽然有些被迫,但势所必然,而不应再沉湎于恢复旧制。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文革结束后,人们信仰坍塌,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利益至上思想的冲击,整个社会形成了信仰真空。相对文革逐步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也给了被打压殆尽的各个宗教一线生机,在当前文化整体上还比较弱的大环境下,宗教充分发挥可以直接树立信仰的优势,给了苦难的中国人以强大的心灵慰藉,从而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所以,在未来中国包含信仰的文化成熟之前,宗教仍然会以信仰主流的方式长期存在。

以真理为主体的现代文化正在充分发挥灵活的优势,由于没有了宗教间神和教主的主次高低之比,文化之间的排斥和冲突大大降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比宗教更加便利,这就使得真理和文化的传播更加快捷和通畅。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中西文化或东方西方结合的历史,所以步履艰难,正是因为传统宗教和外来宗教的冲突;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转向文化的速度加快,中国文化正在逐步去掉宗教的外衣,努力和世界交融,中国现代新文化在酝酿之中!

由现代中国国民性表现的中国当代文化的千疮百孔也催促包含信仰和修炼内容的高层次新文化的诞生,这将是佛教、道教、儒家、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新生,也是中国的前途所在!

来源:天华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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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的作用

帖子游客 » 2014-01-30 星期四 11:44

文化决定文明。社会文明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指导甚至可以说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及其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宇宙间万事万物之间都是能量的关系,而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真理而来,必然承载着更多的阴性高能量场能,所以高能量(文化)必然带动、决定低能量(社会)。

文化对社会的作用,尤其在宗教转向文化之后,由真理开始,逐步向下次第延伸,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所言:意识形态决定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决定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这个意识形态可能是真理,也可能是教条或空想,由此形成不同层次的文化,也从整体上反映了文化作用于社会的顺序和过程。

文化对社会的作用不仅仅是一个线性状态,按诺斯的说法应是一个反馈圈,经济发展会反过来影响意识形态,在不统一、多元化的政治环境下影响较大,而在统一、一元化的政治环境下影响较小。

过去的中国文化全部是内求文化,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的以道德治国的专制体制和社会文明。具体来说,中国的内求修炼中前人成就(成神,生命层次提高)者较多 ——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列子、鬼谷子;汉朝的张良、张道陵;唐朝的玄奘,六祖慧能、吕洞宾;北宋的陈抟、张伯端,宋元时的王重阳、丘处机;元朝的八思巴;明朝的王阳明等。正是由于这些真理发现者的不断出现,他们成就后的高智慧高能量不断地从上反馈回来,社会才在真理的带动下、能量的浸润中得以运转。但是它也造成了社会中的生命层次,高的高,低的低,并且相差巨大。现在依然存在此种状况,贪官们虽然社会地位高,但是他们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其生命层次必定降的很低很低,他们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必定受到历史的惩罚;相反,一些真正的思想者和道德践行者由于被专制体制所不容,往往在底层或成为异议人士,如已故的经济学家顾准、北大才女林昭、捐助贫穷孩子上学的白芳礼等人,生命层次又极高。这种高低能量相差悬殊的社会分散,虽然一定阶段容易造成贤明专制,有时候也会造成社会的割裂。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一直是一个专制国家。从本质上来讲,这种贤明专制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但是问题是,出现一个贤明专制,后面往往会跟着冒出几个甚至更多的假冒贤明的伪劣昏庸甚至暴虐的专制。

内求社会中真理发现者的不断出现,每每推动了社会进步,尤其在改朝换代之后往往带来清明盛世,但随着真理的层次不同、能量的不同,在一个神化自我、虚荣、地缘所造成的封闭的社会体系中,没有外来的能量补给,在真理的能量耗尽之后,也往往在几十至几百年后导致朝代的终结,这也就是中国两千年来血酬规律的根源。所以以内求文化为主的社会比较依赖真理发现者从上往下对社会的反馈,以带动文化的形式直接左右社会,而不是靠经济发展状况对文化和政治的反作用。

以内求文化为主的社会所依赖的真理因其开始时的能量足够,所以这种社会有相当的稳定性;正因为自身文化的能量足够,就不太需要外来文化所携带的能量,所以又有一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也正因为自身能量较高,所以这种社会对待外来文化往往有包容性,但是缺乏吸收性,所谓容而不纳。这正是当今中国执政集团上层提出“三个代表”直至“三个自信”的根本原因,殊不知他们依赖的文化本身早已不是传统中国的内求文化,而是具有一神教特质的低端外求文化——马恩共产思想和中国本土的内求文化的末端——皇权专制思想结合而成的怪胎——毛式极权文化,其中马恩共产思想因其强烈的排他性、暴力性已经被西方扬弃甚至淘汰,皇权专制思想也在整个世界的民主大潮中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怪胎文化必将因为既无内求文化的高能量来源也无外求文化的开放性而被历史彻底抛弃,所以无论“代表”还是“自信”都是自欺欺人之言。

欧美社会以外求文化为主,当今世界外求文化的“一神”都来源于犹太教的“上帝”。起初,四千多年以前,“上帝”只是犹太民族的保护神,后来上帝通过摩西和犹太人订了约定,由于其民族性和地域性所限,其开始的能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在能量不足时,就需要向外吸收,这就表现为一定的扩张性、侵略性和征服性,由此,犹太民族在那个“上帝”的带领下曾经一度辉煌,建立了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但最终还是因为其民族局限性,犹太民族被灭国、灭家、迁徙,流浪达二千多年。公元一世纪犹太人耶稣创立了基督教,将“上帝”从犹太人的神逐步扩展为“万邦的神”,基督教从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到中世纪欧洲的教权至上,和世俗政权结合起来就更加强化了扩张性和侵略性,“上帝”完成了从民族神到万国神的转变,能量大大提升,但也暴露出了排他性、暴力性的不足。公元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创立新教,宣扬因信成义,将基督教从国家、教会解放出来,“上帝”成了信仰者的神、全人类的神;随着欧美宗教转向文化进程的继续,作为民族神、国家神的扩张性、侵略性逐步转化为开放性、吸收性直至包容性、平等性、自由性,虽然上帝被淡化、隐化,但自由平等思想深入人心,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整体解放和提升,而“上帝”也完成了从“一神”到道的伟大跨越。

欧美的外求文化决定了他们在宗教转向文化的潮流中将和“一神”的约定社会化,逐步形成了经济自由主义、政治民主主义,并且把不断形成的思想、理论形成知识,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和民主政治、经济自由一起来支撑和推动社会。

相比而言,东方的内求文化虽不断有真理发现者的高能量来源而导致社会有一定的稳定性,但随着能量衰减社会往往要经历改朝换代式的大动荡;欧美的外求文化随着上帝的提升而不断扩张,但其暴力性也给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近代以来,宗教转向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加快,内求文化在不断提高开放性和吸收性,外求文化也转向了包容性和非暴力性,二者必然在大文化的框架下走在一起!

那么,文化作用社会的方式往往和文化的特点相关联。比如,从根本上来讲,内求的中国文化是以指导、启发来作用;外求的欧美文化是以约定、复制来作用。指导具有前瞻性,启发性和参考性;复制具有机械性和强制性;必须承认,没有单纯的指导,也没有单纯的复制,而是指导中有复制,复制中有指导。二者存在的前提是相同的:

(1)、真理或复制的内容必须在时空的高维层存在

(2)、其真理代言人或指导者必须能够正确的描述这个真理、高维世界或能够与之顺利沟通,如佛陀、柏拉图;

(3)、指导或复制必须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状况相契合,盲目指导或复制反而会造成政教合一式的极权或流变为以道乱政;

(4)、指导或复制的方法要适当,低维层社会有限复制高维层境界以提升文明必然以和平为主,暴力往往会破坏文明、降低文明。指导带来的弊端为教条主义;复制则带来空想主义的弊端。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文明。由文化带动形成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利益经济结构和文化一样起着重要作用,这样就形成了人类社会上中下三层结构,即上:思想文化结构,中:社会政治结构,下:利益经济结构,也称天地人架构;三种结构相互作用,互相影响,上变带动下变,下变反作用上变,二变推动一变,一变影响二变。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就印证了这一点。过去两千多年,中国一直是皇权统治下的农耕经济;人们都依靠土地生存,社会流动性几乎为零;文化思想结构一直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框架,一直是佛道儒共存,以儒治世,以佛道作为信仰。所以,尽管发生了多次改朝换代,无论是内乱式,还是外族入侵式,但是社会政治结构——皇权专制都没有发生改变,三者的组合也是超稳定的。。

百年来在中国近代史上进行的民主与专制、进步与落后的博弈中,两次反复与两次机会更是形象地证明了天地人架构的关系。中国于1912年发生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即建立了民主制度的雏形。但是,当时的社会各界精英忽略了民主并非仅仅是一项制度,更是一种文化!他们较少进行民主文化的引进,更谈不上建设。于是,由于原有文化的沉积太深,自由民主的理念传播面太窄,所以导致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发生了中国民主进程中的第一次反复;尽管这次反复时间很短,但毕竟在近代历史上掀起很大的波澜。接下来的第二次反复是孙中山面对北洋政府屡在南方建立军政府,直至蒋介石北伐成功,使中国成为党国。再次使中国陷入暴力推翻、改朝换代的因果循环。这是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造成的中国民主进程中的第二次反复。紧接着共产党利用抗日做借口,扩大势力,直至发动内战把国民党打到台湾,在大陆建立了马克思的教权思想专制与中国本土的官僚政治专制相结合的极权专制。

有人曾经慨叹说,为何上天不垂怜我中华,令这个民族和这块土地饱受深痛的灾难。其实,上天又给了中国两次机会,只是因为思想、利益堆积成疾,与之失之交臂而已。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百废待兴,经八年抗战,国民政府已经疲弱不堪,而中共拥兵自重,在苏联支持下虎视眈眈,终于导致1946年国共和谈失败,内战爆发,错过一次和平转向民主政治的机会;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变革,上下求新求变,终于爆发1989年反贪官反官倒的进步学运,但是被当局顽固势力无情镇压造成惨案,第二次错过历史的机遇;从此政治改革停滞,经济单腿发展,以至于造成当前道德沦丧、政治腐败、经济濒临崩溃的社会危机状况。这都是由于思想文化结构没有根本改变,那么利益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就不会变。

实际上,上天不仅给了中国两次机会,还通过台湾给了大陆中国一个例证。1949年后,蒋介石退守台湾,即着力发展经济,不到30年就走到亚洲前列,同时很注重保护传统文化,虽有欧美文化的强烈冲击,佛道儒还是在台湾生根开花结果,宗教逐步转向文化,形成了融合普世价值的人间佛教、新儒家等文化大观,完成了文化转型。由此在思想文化和利益经济双重促进下,晚年的蒋经国痛下决心,放弃一党专政,开启了台湾和平民主转型。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完全可以接受和走向民主。

再看现代中国,随着传统文化的被一次次摧毁和打翻,也随着普世价值等世界先进文化的百年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文化结构较之过去发生了很大改变,再也不是专制文化一统天下的状况;科技的发展大大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市场经济也加大和增强了社会流动性,由此已经改变了中国过去单一的农业经济;这就预示着社会政治结构的必然转变。

我们应该看到,当社会弊端重重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时候,说明文化的作用力不够,社会没有起主导作用的文化了,正如当下的中国。这时文化的转型就首当其冲了!

来源:天华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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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化的转型

帖子游客 » 2014-01-30 星期四 11:47

(一)、文化的转型

文化的转型必然带动或推进社会的转型和变革,而不同方式的文化转型,则直接导致、决定了社会转型、变革的方向与路径的不同。每当主流文化几近溃败之际,尽管社会上下各层或各方各行甚至各领域都有自己的看好,但是,文化还是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转型由此决定和左右着一切,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可见,文化及文化转型的方式是如此之重要,那么,转型方式又有哪些呢?它们发生的条件或环境又是怎样的呢?

1、更新

文化更新就是原有文化在开放吸收的前提下除弊革新,以摆脱颓势,延长生命周期,如当今台湾的佛教文化。这种方式发生的环境条件为:

1)、外来文化不够强大;
2)、原有文化自身还有开放、吸收、更新的能力;
3)、更新之后足以成为主导文化。
4)、得到当权者的默认或支持。

2、替代

文化替代就是原有文化被外来先进文化或本土先进的新文化取代,如目前韩国的基督教文化。这种方式发生的环境条件为:

1)、外来文化或本土新文化足够强大;
2)、原有文化无力更新;
3)、外来文化或本土新文化能够被当地社会接受从而成为主导文化。
4)、得到当权者的默认或支持。

3、创新

文化创新就是原有文化在外来文化冲击下,相互结合,形成新文化,如古印度佛教的创立,基督教的创立。这种方式发生的环境条件为:

1)、原有文化衰弱到不足;
2)、外来文化没有足够势力取代原有文化;
3)、将二者组合,在组合中逐步形成新文化,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4)得到当权者的默认或支持。

4、复古

文化复古就是原有文化返祖或被外来落后文化取代,发生倒退,如伊朗的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复辟政教合一,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这种方式发生的环境条件为:

1、社会环境相对封闭或自我封闭,原有文化无力更新,回归原教旨;
2、外来落后文化势力强大,原有文化无力抵抗;
3、复古文化有强权推动。

综上,文化的转型的方式主要由以下因素造成或决定:

1)、原有文化的生命周期;
2)、原有文化阶段性的兴衰程度;
3)、社会环境的封闭与开放;
4)、原有文化与外来文化或本土新文化相比势力的强弱;
5)、原有文化与外来文化或本土新文化的文化内容本身之间的差异;
6)、当权者是否认同和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更新、创新和替代都属于文化前进,而复古属于文化倒退。文化更新、创新和替代可能提升文化层次,而复古一定是降低文化层次。文化更新是文化继续发展有生命力的表现,文化替代是原有文化衰落外来文化先进强大的表现,而文化创新则标志着先进而有所提升的新文化的诞生!

当前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各个国家都在进行不同层次、不同形式、不同范围的文化转型,宗教转向文化是其中最伟大、最根本的变革,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时下很流行 “中华民族复兴”的口号,其实质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由文化的转型结合现代中国文化的组成来看,无论原有的传统文化、马恩思想和原有文化结合而成的毛式极权文化还是外来的马恩思想、科技、自由经济、普世价值,哪一种文化构成都不足以完全成为社会主流,复兴不是复古,复兴也不是替代和更新,在社会现实反逼文化转型的当下,只有创新形成新文化才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正途,也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就需要各种文化的领军人物站在国家民族前途利益的高度,放下积怨,达成共识。当然这也要看社会危机留给我们的时间有多少,任何侥幸心理都是对历史的犯罪。社会不等人,时间不等人,无论如何,新文化必然或已经破茧而出,不管经历多少风雨,一定能把中国带向光明和未来!

(二)、社会的转型

在对现代新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个社会整体的能量结构组成,就如一个人的生命能量组成一样(详见《天华文化人生观》):一是思想文化结构;表现为信仰、道德与文化,它类似人生命组成中的天魂(以下简称之为天);二是社会政治结构;表现为人权、主权、国民的利益及相应的政治制度,它类似于一个人生命组成中的地魂(以下简称之为地);三是利益经济结构;表现为以统治阶层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它类似于一个人生命组成中的人魂(以下简称之为人)。此三种结构在社会整体中占有的不同比例,就决定和形成不同的八种社会模式(详见《天华文化首脑观》)。

按以下顺序排列:

 天 天 地 地 人 人 地 人
 地 人 天 人 天 地 人 地
 人 地 人 天 地 天

 无为政治 贤明独裁 强势民主弱势民主 明君专制 昏君专制 暴民民主 暴君专制

(以下为行文方便采用横排格式,天地人,天人地,地天人,地人天,人天地,人地天,地人,人地)

一个社会在文化衰落、政治腐败、经济崩溃之时,必然面临着转型,一般学界往往根据启动转型和主导转型过程的政治力量来划分社会转型的方式,亨廷顿在《第三波》中,从这个角度将民主转型划分为三种类型:

1)、一是转变,或者就叫改革,这类似于文化的更新,也就是那些在专制体制中的强权人物主导变革,结束专制并将其转变为民主体制。西班牙、巴西、苏联等都属于这种模式。

2)、第二种模式是取代,这类似于文化的替代,在专制统治衰弱的时候随着民主文化的推动,反对派出现并逐步扩大势力,直至政府崩溃或者被推翻。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启转型的。当然在专制时代,也有外部力量取代原有统治的情形,如蒙古入主中原。所以这里的替代特指先进替代落后。

3)、第三种模式是交替,这类似于文化的创新,在野的民主派力量强大到可以和专制政府谈判,共同推进民主化。波兰、南非都是著名的例子。

我们全景来看整个人类文明进程,跳出民主与专制的框框,社会转型除了以上三种方式之外,还应增加复古、分裂两种:

4)、复古就是社会倒退到落后的政治模式,或者内部复辟,或者蛮族入侵,例如民国时袁世凯称帝,元时蒙古横扫欧亚。

5)、分裂就是原有社会衰弱后因政治、文化、民族原因分裂为若干部分,各个部分分别发生改革、取代、交替、复古等社会转型,如二战后的东德和西德,韩国和朝鲜,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分裂。

我们应该看到,以上五种社会转型方式之中,改革、取代和交替都属于社会的前进,复古是社会倒退,分裂则可能兼而有之。改革是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以及有生命力的表现,取代是社会政治衰落以及反对派或外国势力先进强大的表现,交替则标志着在野的社会政治力量可以和执政集团对等。

再从文化转型来看社会转型,二者有相当的对应关系,文化更新会带来社会的改革,文化创新会带来社会的改革和取代,文化的替代则带来社会的取代,而文化的复古一定导致社会的复古甚至分裂。

从根本上来说,不同的文化转型方式就决定了不同的社会转型方式,当然还要具备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综合来讲社会转型主要与以下因素相关:

1)、当前社会文化构成(包括原有文化和外来文化)和兴衰状况;
2)、当前社会和世界相关程度(封闭、开放或密不可分);
3)、当前社会经济状况和兴衰程度(发达、落后、衰落、危机、崩溃);
4)、当前社会政治状况和稳定程度(专制、民主、稳定、维持、混乱);
5)、当前社会民众、地方和民族状况(中下层维权活动、地方和民族分裂倾向);
6)、执政集团状况和稳定程度(党、派、有无强权者、平衡、分裂);
7、当前社会自由状况(言论、宗教信仰、新闻出版);
8、当前社会宪法地位和司法状况(宪法至上或沦为工具,司法独立或被强权控制左右)。

(三)、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十条道路

我们试图以中国的现状为例,以文化不同的转型方式和各自的内容及成分的侧重来分别推演中国社会转型或变革的方向与路径。

首先,我们要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内容和成分进行分析,以大卫·霍金斯的人类意识的能级思想作为指导。为了使用方便,在对每种文化进行成分能级分析后,以平均值作为文化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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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卫·霍金斯研究发现,200是人类意识能级的分界线。 如果人类长期处于低于200的能级水平,一定会给世界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并最终造成对人类的伤害。所以在以下社会转型的推演中,我们将运用平均意识能级来表示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文化组合的能量水平,从中可以很直观的发现社会的稳定程度,并由此推断社会转型的难易程度和可能性。

再次,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或变革的方向与路径,一直以来执政党内部也是很有争议的,1950年代有苏联道路和中国道路之争,1960年代有官僚主义和群众专政之争,1970年代有四个现代化和继续革命之争,1980年代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1990年代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争,2000年代有民主与专制之争。直到2012年11月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提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仍然看出火药味十足,这里老路应指毛式高度极权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文革,邪路似指所谓西方资本主义的普世民主,左右之争很明显,那么所谓新路、正路当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目前的仍然尊崇马恩、不彻底否定毛,又默许传统文化和普世价值存在,半自由经济的高度维稳的现状,对此我们随后还将进行深入的探讨。

另外,要想推演中国的社会转型,我们就要对当前中国可能启动转型和主导转型过程的政治力量有所了解,一般来说,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大致有以下几种力量:

1)、极左:坚持毛式极权文化;
2)、左:以马恩共产思想为主,兼容毛式极权文化;
3)、中左:以马恩共产思想为主,兼容儒家和普世价值;
4)、中间:以儒家为主,兼容马恩共产思想和普适价值;
5)、中右:以普适价值为主,兼容马恩共产思想;
6)、右: 以普适价值为主,兼容传统文化和马恩共产思想;
7)、极右:坚持普世价值;
8)、社会:以佛道儒耶回为主,兼容普适价值。

最后,我们要评估中国的现状属于哪种社会模式?在目前社会的整体结构中,社会上已没有了信仰,中国文化呈现的是混乱的碎片状,没有主流文化,人们的思想行为业已冲破底线;民众的人权、利益已经无从保障;以统治阶层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已上升到左右政治,政府已无信用可言,公权力最大程度的被破坏,其已游走在崩溃的边缘。

关于目前的社会状况,学术界也有几种看法,相对于思想控制、政治专制、计划经济的毛式极权,按哈维尔的说法,现在是后极权时代,“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按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所言,倡导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将依次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崩溃危机,有些自由主义学者就此认为现在共产信仰已被其暴力真相打翻,无产阶级已经沦为被专政阶层,半自由经济给其带来的执政合法性也已损失殆尽,社会面临崩溃还在靠强权维稳,所以仍然是极权社会;有一些左派学者认为,现代中国已经进入权力与资本合谋以霸占和垄断社会财富的权贵资本主义阶段,官方话语里公有共享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复存在;北大的尹保云教授则认为,相对于民主和专制,现在是非民主、非极权的威权时代,有发展空间,走向民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已经了没有极权的绝对思想控制和计划经济,虽然呈现了威权主义的一些特性,但仍然是没有反对党、没有选举、没有司法独立的一党专制,最多可以称为后极权社会,实际上无论极权还是后极权都是专制,都处于八种社会模式里的“人地”(暴君专制)状态。

在这种模式下,如果文化不转型,只能是继续衰落下去,社会就会有三种可能及三条道路:

1、维持

在现今把持政治的以1949年后三代领袖群体及其后代、亲属为首的控制并吞中央国企的官商勾结的辖军队、武警、警察进行多年维稳甚至收买国际恐怖势力的特殊利益集团看来,一党专制党大于法缺乏法律制约有利于他们寻租,半自由经济式的国企垄断、民企寻求权力保护的市场有利于捞钱,所以最好是保持现状不动。

利益集团采用的文化是马教+毛极权文化+科技+半自由经济,以左派立场出现,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被他们视为民间状态,默认已经不错了,这属于文化的维持状态,因其还有宗教式的一元化思想控制的倾向,所以没有跟上宗教转向文化的世界潮流,平均能级是213,勉强带动社会,只有靠维稳。在没有发生大的社会、经济危机或战争的情况下,这种不动能维持3—5年;这是利益集团之路,也是体制内左派之路,仍然在当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之内,社会没有发生转型。例如晚清末期,说改又不改。

应当看到,就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维持不动是执政集团上层盲目自信的侥幸之举,也反映了社会中下层害怕混乱的无奈,是等死之路,社会随时会崩溃。要么男儿一把,勇于改革,要么崩溃后走向军管或分裂。

2、军管

目前上层表面是文人政治,但党军历来是政治的最大筹码,一旦有大的经济危机或战争爆发,以军队、武警为首的军界势力及地位会提上来从而取代利益集团,就会形成军管。军事集团采用的文化是毛极权文化+科技+半自由经济,马教的共产理想被搁置,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被打压,这是逆宗教转向文化的世界潮流的倒退行为,属于文化的复古状态,平均能级是209,需要强制管控社会。这种军管可能持续5—10年;社会发生“复古”式转型,这实际上已经在走向十八大否定过的 “老路”,这是军事集团之路。如中国文革时毛泽东在发动群众运动失控之后实施的军管,韩国朴正熙1961年在李承晚下台后民选政府支撑不利之时,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管政权。

虽然军管我们不愿意看到,但是上侥幸下沉默之等死必然会走向社会崩溃,军管还是可能发生的。

3、地方割据

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已经白热化,如果有大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或战争爆发,再加上上层发生重大的变故或分裂(包括政治老人们的逝去,弱势新领导人的推出等),以各省地历届领导群体及其后代、亲属为首的控制并吞地方国企的官商勾结的借警察、城管进行多年维稳甚至掺杂黑社会势力的地方利益集团就会趁机而起,形成地方诸侯割据。地方集团根据各地势力构成不同在文化上将各行其道,或更新,或创新,或替代,或复古,整体能级低于200,社会处于混乱状态。这种状态会持续 10—15年;社会发生“分裂”式转型,这是地方集团分裂的路线。如民国时期袁世凯死后出现的军阀割据状态。

自秦以来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的历史上,诸侯割据是在朝代更迭中一再上演的闹剧和悲剧,面对当今中国东西差别南北差别加大、中央和地方矛盾加剧以及民族问题凸显,利益集团等死不动完全可能导致地方割据,历史悲剧是否重演还在关中男儿?!

以上三条道路为明显的下坡路,也是文化衰落到维持或复古的情形。这也是三条血酬循环因果之路。由它们走下去只能是以暴力结束的改朝换代。这是中国两千多年总也无法摆脱的宿命,是惯性巨大的社会因果循环。现有文化的结构就是因果的一种表现,只有引进更高层次的文化才能冲出因果,超越因果,改变因果,走出血酬循环!

在当今社会的“人地”模式下,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应该认识到文化对社会的决定作用,都应该从文化转型入手来推动社会转型,以阻止文化衰落、社会崩溃。前面我们介绍了现代中国的五种文化构成:以佛、道、儒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马恩共产思想(简称马教)和毛式极权文化,以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等为普世价值的当今世界主流文化,现代科技文化以及半自由经济文化;目前执政集团采用的指导文化是马教+毛式极权文化+科技+半自由经济,属左派立场;本章第一节也刚刚说了文化转型的四种方式;据此,如果文化得到转型,我们可以推演出中国社会转型的七种可能及七条道路。

4、极左文革路

 由 人 人 人 天
   地-地-天-人
     天 地 地

 暴君专制 昏君专制 明君专制 贤明独裁

这是体制内极左派主导的道路。采用的文化是毛式极权思想和文化+科技+计划经济,因为原有指导文化中的马恩思想被屏蔽,半自由经济被取消,所以属于文化的“复古”,平均能级是195。社会转型过程是:

1)、在政府已无信用可言、民众的人权及利益已经无从保障、国民严重丧失信仰、文化呈现混乱碎片状的现实中,力图人为地恢复一种不顾世界文明进程、从自身和小集团利益出发的极端文化,来试图垄断人们的思想,这种文化就是赤裸裸的毛式极权思想和文化,甚至连马恩共产思想的面纱都不要,并且只有毛式,当然也还要利用科技,那么半自由经济就要受限了,就要逐步恢复计划经济,它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极易造成大饥荒、大危机,如乌克兰1932-1933年和中国 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国1966-1976年的文革劫难和崩溃危机。这一切都要靠强权、镇压来实现,这是第一步,由“人地”——“人地天”;

2)、在社会被强加了指导文化之后,强权要求并恐吓人们服从和沉默,如希特勒纳粹主义横行13年,毛式极权26年,统治阶层及其利益完全凌驾于文化和民众之上,思想也完全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这是第二步,由“人地天”——“人天地”,当然这时并非明君专制,由于严格的一元化封闭式思想控制,民众被洗脑和奴役,所以这是一种政教合一式的暴君专制;

3)、接着,执政的利益集团高举他们手中的所谓主义和真理,继续向民众进行不断制造假想敌式的宣传,什么西方反华势力捣乱、美国霸权主义垄断、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南海冲突,甚至对中下层维权的污蔑和打压也已由1949-1980年代的反革命、反党转化为颠覆政权、恐怖主义,所以不断要求人们牺牲献身,继续奴化和催眠。为了更好地统治,对执政集团领袖人物的美化、神化是必然的,领袖被神化为救星、太阳、伟人、天才,被催眠的民众潜意识里的造神情结被彻底激发出来,社会癫狂到文革式的个人崇拜。这是第三步,由“人天地”——“天人地”;走到这一步,便是他们的终极理想之境,它的目标不是民主,而是高度极权。这种理想之境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状态,如同文革时一样,人们为了革命,什么感情、家庭、秩序、传统、法律、经济都可以抛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遭到极大的破坏,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种疯狂状态会很快走向崩溃!

从社会转型来看,这是一条倒退到文革的“复古”之路,也就是彻底走到封闭僵化的“老路”,绝不是传统的明君之路,也可以说是薄熙来之路。尽管这是极左们的理想之路,但是其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它赖于产生的环境和条件与现实相差太远——它需要经济持续发展,国际环境良好,党内出现强权人物,民族和谐,中下层满意度提高,维权减少;另外其采用的文化能级才195,因其恢复宗教式的一元化思想控制,是典型的对宗教转向文化世界潮流的倒行逆施,已经无法指导社会;所以,要想达到他们的理想,一起步就要靠强权、剥夺、镇压来完成,也就是要通过暴力革命进行强制转型。

革命,曾几何时,被冠以国家、民族、理想、主义之名而风光一时,无论阿Q精神胜利法式的“革命了,同去,同去”的捞一把,还是列宁、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萨达姆狂热追逐理想式的不惜千百万人人头落地,暴力都被神化、美化成革命。自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以来,以前苏联、中国为首的共产主义运动因其政教合一的准宗教特性,裹挟着民众、国家甚至全世界将革命登峰造极,对人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被称为20世纪最大灾难的巨大伤害,革命因其暴力性的迫害、毁灭被历史做为教训甚至是耻辱而铭记。直至 1989年捷克发生了天鹅绒革命,2003年格鲁吉亚发生了玫瑰革命,2011年在突尼斯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开启了阿拉伯之春,才逐步恢复了革命的本来面目 ——不带暴力色彩的变革,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在全球化的今天,和平民主已经成为主流,暴力革命以及暴力文化——毛式极权文化必然受到民众的唾弃。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在暴力统治的专制国家里,民众在非暴力维权无效并遭到极端暴力压迫的情况下也会保留暴力反抗的权利!可以想见,2012年,如果薄熙来之流篡权成功,执政集团就会依靠暴力镇压强行倒退走向极左文革路,已经开放和觉醒的中国民众最终会发动暴力革命推翻他们,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还很有暴力的土壤,革命离我们都不太远!

极左文革路的时间表为:第一步,3—5年;第二步,5—10年;第三步,10—20年。

5、现代明君路

 由 人 人 人 天 天
   地-地-天-人-地
     天 地 地 人

 暴君专制 昏君专制 明君专制 贤明独裁 无为政治

这是体制内中左主导的道路。采用的文化是马教+儒家+普世价值+半自由经济+科技,以马教为主,以儒家、普适价值为辅,传统文化中只取了儒家。因为是在马教基础上加入了儒家和普世价值,所以属于文化的“更新”。因开始时普世价值只是招牌,故开始不计入,后期才计入,平均能级是244-260。社会转型过程是:

1)、在社会已没有了信仰、文化呈混乱的碎片状况下,体制内中左联合中间派力图组合所有现存文化的精华,以党文化为主,其他先进的文化不予否定,只给予部分肯定式的采用并进行组合,马恩的暴力倾向被掩盖,儒家的君臣思想被异化为党化君权,普世价值的民主思想被借用为党内民主,以此力图使社会形成指导文化,最终目标要实现民主。这利用了国人贪图安乐的心理,就目前的社会状况,如果不出现大的危机,这种更新文化就可能被一少部分人接受,但大多数人就要被强制默认。这是第一步,从“人地”到“人地天”;

2)、由于六十年一党统治的惯性和宣传上的欺骗性,人们能逐步接受这种混合文化,但也要看执政集团面对贪腐和经济危机的魄力的胆略,如果贪腐得到抑制,经济有所发展,人们也会接受道德说教,人们对明君的期待心理会被激发出来,此时党内可能出现强权人物能基本顺从民意并被塑造成明君,这仍然要靠思想控制压制国民信仰、言论、新闻自由来实现,这就进入威权统治时代,这是第二步,从 “人地天”到“人天地”;

3)、然后,随着贤明强权人物出现,人们能接受道德理想,马教的暴力成分被彻底抛弃,只剩下对中下层关注的社会共享部分,社会思潮趋向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这是第三步,从“人天地”到“天人地”;

4)、贤明领袖人物在带领国家强大之后,顺应世界潮流,放弃一党专政,走向民主,建立最理想社会。这是第四步,从“天人地”到“天地人”。

从以上转型过程可以看出,这条路要先恢复贤明专制再走向民主,比之于当前的一党极权专制似乎在时间上有所倒退,但如果实现了,专制程度就会有所降低,所以这是一条“改革”的社会转型之路。长远目标是民主,属于渐进民主。台湾转型之路就是此例。

这条中左之路需要经济上持续发展,不会出现大危机 ,党内出现强权人物,国际压力和民族矛盾都不算大。

这条现代明君之路因其开始文化能级是244,因其开始进行多种文化的交流,符合宗教转向文化的世界潮流,所以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当前的中国有一定的市场和可能性,体制内一些人比较接受在马教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这可以说是中共党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模式。关键要看历史留给的时间有多少,内外环境是否允许?从文化角度看,台湾和大陆不同,台湾的佛教、基督教、儒家共同了推动民主进程,而在大陆,无论声名狼藉的马教还是苟延残喘的儒家,其更新都是有限的,即使出现明君,由于马教的专制特性,最后能否走上民主路还要打个问号!

这里需要廓清的是威权统治,一般指依靠各种行政手段、法令、军警以控制国民言论、结社、集会等自由之政府,实际应用上,人们往往将强权控制的政体都划归威权,这样就把极权、后极权国家和一些不稳定的民主国家都摆在了一起,似乎专制都成了威权,有了某些民主的成分就不是专制了,由此用威权将民主与专制混同起来,那就不用改革或转型了,这种导向和用心是需要警惕的。

现代明君路的时间表为:第一步,3—5年;第二步,5—15年;第三步,5—10年;第四步,10—20年。

6、渐进民主路

 由 人 人 人 地 天
   地-地-天-天-地
     天 地 人 人

 暴君专制 昏君专制 明君专制 强势民主 无为政治

这是体制内中间派也就是传统文化派主导的道路。采用的文化是儒家+马教+普世价值 +自由经济+科技,以儒家为主,以马教和普世价值为辅。因为以儒家为主来整合其他,马教已落于从属,所以属于文化的“创新”,因开始时普世价值只是作为长期目标,故开始不计入,后期才计入,平均能级是253-267。社会转型过程是:

1)、面对复杂混乱的社会现实,充分考虑到马恩思想的局限性和危害性以及中共的现实势力,所以摒弃马恩的思想专制,仍然认可一党政治体制。故而从儒家出发,将一党专制体系以君权的方式尊重和固化,这迎合了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如果不出现大的危机,这种有复古成分的创新文化就可能被很多人接受。从而完成第一步,由 “人地”——“人地天”;

2)、如果贪腐得到抑制,经济还有所发展,人们就会接受儒家的道德说教,此时党内可能出现强权人物,能基本顺从民意并被塑造成明君,进入威权统治时代,这是第二步,从“人地天”到“人天地”;

3)、在普适价值和自由经济推动下,社会更加发达,中产阶级政治意识觉醒,党化君权思想逐步被大众抛弃,强权人物顺应潮流,直接转向民主政治。于是,由“人天地”——“地天人”;

4)、随着创新文化更加完善,被大多数人信仰和接受,社会上下和谐,政治无为而治,社会进入理想状态“天地人”。

在社会转型方式上来看,这条路要先恢复明君专制再走向民主,和一党极权专制相比,专制程度有所降低,利于大众,也属于“改革”的社会转型之路。新加坡就是此例。

这条路和第5条现代明君路的条件相近,需要经济上持续发展,不会出现大危机,党内出现强权人物,国际压力和民族矛盾都不算大。这也是一条渐进民主之路,方向和目标都是民主。

这条渐进民主路,因其开始时的文化能级是253,有比较强的指导性,因其开始注重多种文化的融合,符合宗教转向文化的世界潮流,故在体制内也还是很有一些市场的,虽然以儒家为主来整合马教,但这符合中学为体的理念,这也是所谓正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另一种模式,当年赵紫阳就提出过20年走向民主,现在中央上层也很推崇新加坡威权经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文化的创新主体是个关键,是执政党还是体制外社会力量,执政党是否有这个魄力和能力?另外,也要看历史留给的时间有多少?内外环境是否允许?从文化角度看,新加坡和大陆不同,新加坡的佛教、基督教盛行,在一个城市国家,威权政治已经持续较长时间,执政党可以做到比较廉政,而在大陆,腐败横行,官民对立严重,无论文化还是政治对执政党都是难题。

实际上,渐进民主已经被上层利益集团利用,改装为党内民主作为拖延不动的借口,所以,有人提出渐进民主50年,正合了他们的胃口。儒家也已经被挟持为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面对贪腐横行、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推道德楷模、说感动中国充满了讽刺,往往成了贪官给小丑发奖,靠自觉的道德已经失去了说服力和约束力,只有推出和道德同源的强制性程序性法律才能拯救中国!但这又是奉行党大于法的专制的执政党不愿意做或做不到的。

关于这条路,有人可能提出民主和素质的问题,说什么中国人素质低,现在搞不了民主,即使搞民主也要渐进。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素质和民主?素质就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思想与行为的具体体现,而民主是民主思想、民主制度、民主权利的总称。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民主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制度。素质再低,在民主制度下,人权平等,即使没有民主思想,但也应享有民主权利;素质再高,在专制制度下,社会等级固化,即使有民主思想,也无法享有民主权利。素质低,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逐步提高民主思想,提高法律意识,约束自我言行,正可以逐步提高素质;素质高,在专制制度下,民主思想被压抑,法律被空设,人的言行被专制裹挟到暴力、贪腐、仇恨、欲望上,素质反而大大降低。由此看来,民主和素质并不矛盾,反而成正比关系。所以,说“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人,要么是认识有限,把人的思想行为和人人应该享有的人权对立起来,似乎认识低行为差就不该享有人权,这仍然是传统等级社会崇尚权贵鄙视底层心理的折射;要么是别有用心,以国民素质低来拒绝实行民主制度,以继续私享既得利益,这当然是利益集团对国民的愚弄。

我们再看素质是怎么形成的?从文化的作用我们知道,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制度,素质就是文化和制度共同培育起来的,二者缺一不可;就目前来说,执政集团推行的不是民主文化,制度又是一党专政,国民怎么会有成熟的民主素质?在一个专制的国度里,要想提高国人的民主素质,要么文化先行,制度随后,要么制度先行,文化随后;前者要求执政者开放自由权,后者要求执政者让渡权利,这对执政者的智慧、勇气和胆略都是很大的考验!当然,国民的自我觉醒也是至关重要的,自由和权利不是等来的,而是靠争取。在全球化时代开放的世界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和世界思想交融文化共享;虽然屡经压制,国民的民主意识反而不断增强,虽然强势维稳,国民的维权运动反而越来越高涨;所以,说什么渐进民主,这三十多年的渐进还不够吗?还要渐进多久?1949年以来,虽然当下中国表现出诸多不良国民性,但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靠近世界、渴望民主,国人的素质足以接受民主,不再需要渐进;否则,国民的民主素质还会随着争取开放和维权而不断提高,直至最后执政者不得不开放自由权和让渡权力,建立民主制度。

渐进民主路的时间表为:第一步,3—5年;第二步,5—15年;第三步,3—5年;第四步,10—15年。

7、民主反复路

 由 人 地 地 人 地 地 天
   地-人-人-地-人-天-地
       天 天 天 人 人

 暴君专制 暴民民主 弱势民主 昏君专制 弱势民主 强势民主 无为政治

这是开始由体制内中右发起并联合体制内开明势力共同主导、以后被极左派钻空子的路径。采用的文化是普世价值+马教+科技+自由经济,以普世价值为主,以马教为辅。和原有指导文化相比,因为以普世价值为主整合马教,所以属于文化的“创新”,平均能级是255。社会转型过程是:

1)、面对已经出现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再加上主要利益集团代表人物的逝去(包括政治老人),这时执政集团上层发生严重分裂,为了防止国家分裂或倒退,体制内除了极左派的极右、右派、中间派、中左、左派等开明势力联合起来,举起宪政的大旗,战胜了极左等保守势力,经过谈判,一党分裂成两到三个党,原有利益集团被赎买或清算,军队实行国家化,然后从人大、政协、法院入手,初步建立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由“人地”——“地人”;

2)、继而推广组合而成的以普世价值为主的指导文化,发扬宪政精神,促进完成言论自由、社团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司法独立,改革人大、政协、政府体制,完善民主架构,由“地人”——“地人天”;

3)、但是值此弱势民主阶段,由于对原有利益集团的清算和赎买造成较大反弹,政治经济也可能随之出现一些危机状况,再加上马教受自身更新能力的限制,原有体制内极左派就很可能借机钻空子,还有执政阶层强权人物的出现或军方人物的介入,就会造成由强权或军方主导恢复专制或实行军管,形成由“地人天”——“人地天” 的反复;

4)、经过了民主洗礼的民众会和体制内开明派结合起来再次推进民主,极左派或军方败退,社会由“人地天”再回到“地人天”;

5)、经历了反复,普世价值会得到更快推广,马教的暴力成分被彻底抛弃,转向民主社会主义式的对中下层的公平式关怀,新文化更加成熟,被不断推广并成为主流,民主政治结构越来越稳定,社会进入成熟的民主社会,从“地人天”到“地天人”;

6)、最后,以普世价值为主的新文化被大多数人信仰和接受,经济发达,社会和谐,政治无为,从“地天人”达到“天地人”。

从转型过程看,这条路一起步就借机停止专制建立民主,后来发生了专制复辟,所以这是一条“取代+复古”的社会转型之路。南美的巴西、智利、阿根廷都经历过民主反复,值得借鉴。

这条体制内开明势力主导之路需要开放言论、经济或社会危机、执政集团上层严重分裂、社会中下层维权、国际上的巨大压力的共同作用。

这条文化“创新”之路,平均能级是255,指导作用较强,因其推行多种文化的融合,比较符合宗教转向文化的世界潮流,但由于一开始就强力推向民主,在体制内就会被称为改旗易帜的“邪路”,会遭遇阻力,另外在联合中左的多方框架内承认马教的同时没有纳入传统文化,故而缺乏缓冲,所以一直处于普世价值与马教的博弈之中,充满艰险。考虑到马教的暴力性和当前的势力以及今后的风险,还是斟酌为妙。

通过对文化的研究,我们充分的认识到所有民主反复的情况出现一定是作为外来先进文化的普世价值和原有文化的碰撞所致,原有文化既使再被破坏,毕竟根深蒂固,普世价值随着民主政体的发展在扩大影响,但是缺乏根基,还不足以成为信仰而牢固下来。对于普世价值只有两条路,要么和原有文化充分结合形成新文化,否则就会和原有文化一直博弈下去;要么允许传播普世价值的主要母体文化——已经社会化的基督教,在人群中广泛树立平等自由的观念,普世价值才能真正扎下根来,如基督教在韩国成为主流稳定了民主。

民主反复路的时间表为:第一步,3—5年;第二步,5—8年;第三步,2—3年;第四步,5—8年;第五步,5—10年;第六步,10—15年。

8、中国宪政之路

 由 人 人 地 地 天
   地-地-人-天-地
     天 天 人 人

 暴君专制 昏君专制 弱势民主 强势民主 无为政治

这是体制内右派发起并联合体制内外支持宪政的社会力量共同主导的道路。采用的文化是普世价值+传统文化+马教+自由经济+科技,以普世价值为主,以传统文化和马教为辅。因为原有指导文化中的马教已被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整合,所以属于文化的“创新”,平均能级是275。社会转型过程是:

1)、在混乱的社会现状中,面对腐败、道德沦丧、社会危机、经济危机,道德说教式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专制式的马恩文化都已经无能为力。为了防止国家分裂或倒退,体制内除了极左派的极右、右派、中右、中间派、中左、左派等开明势力和体制外学者、律师、民众等一切支持宪政的人士联合起来,在道德弱化的情况下,秉承法律至上的原则拯救道德、拯救国家。故而举起宪政的大旗,先从推动司法独立入手,并从网络上冲开言路,张扬民意,强力反腐,很快取得成效,越来越多的人由法律权威而相信普适价值,一党体制逐步弱化,完成第一步,由“人地”——“人地天”;

2)、虽然腐败得到一定遏制,但是各类利益集团仍在进行弃船前的最后疯狂,国民经济不断被蚕食,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加剧,利益的分摊空间不断减小,再加上主要利益集团代表人物的逝去(包括政治老人),这时执政集团上层发生严重分裂,支持宪政的极右、中右、右派、中间派、中左、左派等各派联合起来战胜了保守的极左势力,经过谈判,一党分裂成两到三个党,原有利益集团被赎买或清算,相对独立的司法和已经开放的言路对推动宪政改革和民主转型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此得以以宪政为主,军队实行国家化,从人大、政协、法院入手,初步建立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完成第二步从“人地天”到“地人天”;

3)、随着民主政体的建立,言论自由、社团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司法独立全部完成,自由平等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传统文化也以新的面貌推动道德,马教的暴力成分被彻底抛弃,转向民主社会主义式的对中下层的公平式关怀,新文化更加成熟,被不断推广并成为主流,民主政治结构越来越稳定,社会进入成熟的民主社会,完成第三步,从“地人天”到“地天人”;

4)、以普世价值为主的创新型文化更加完善,被大多数人信仰和接受,文化鼎盛,经济发达,社会和谐,政治无为,完成从“地天人”到“天地人”的华丽转变,进入人类理想社会状态。类似于当今北欧的丹麦、挪威、瑞士等。

这是一条标准的中国宪政之路,对准民主目标倾力改革直至停止专制走向民主,所以是“改革+取代”的社会转型之路。由上层产生分裂而作为必备条件。西班牙的民主路可以借鉴。

这条中国宪政之路是开放言论、经济或社会危机、执政集团上层严重分裂、社会中下层分裂、国际上的巨大压力的共同结果。这条文化创新之路,文化的平均能级是 275,因其致力于多种文化的融合,很符合宗教转向文化的世界潮流,指导作用很强。这条路虽然以普适价值为主,但融合了传统文化和马教,而且民主的实现也是在准备充分、抓住机遇之下完成的,所以这条路即使不是官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也不能定性为邪路,故而体制内阻力并不大。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前提下,不融入马教的暴力成分,最大限度地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佛道儒,再加上普世价值的母体文化——已经社会化的基督教在中国的漫延式发展,这条路必然获得最大范围的支持,是人心所向!

在转型的操作上,针对当今中国腐败和道德丧失的现实,必须实行宪政。当然这个宪政不能仅仅依据现行宪法(1982版),宪法作为现代国家全体国民通过真实意思表达订立的一个“共同契约”,必须遵循自由民主平等的原则,那么八二宪法应该得到修改和补充,首先应该修改一党专政的条款,还要增加民主和人权的内容,这样宪政才有可能实现。只有实行宪政,宪法至上,司法独立,党的权力受到宪法限制,党大于法的局面才能改变,疯狂的贪腐才能被遏制,压抑侵夺国民权利纵容党权官权腐败的维稳体制才能停止,执政合法性才能逐步恢复,由此,政治危机才得以化解;只有实行宪政,人权至上,国民享有信仰、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文化、教育、科研、宗教等领域才能消除垄断、压制、封闭以及腐败,恢复生机,走向更新和创新,以此,文化危机才消弭于无形;只有实行宪政,法律至上,三权分立,互相制约,各种公权力才能受到限制,权贵垄断金融、资源、价格、进出口以攫取国民财富的疯狂局面才能改变,权钱交易才能得到遏制,印钱刺激经济政策才能停止,通货膨胀才能降低,经济才能逐步恢复自由状态,从而,即使出现经济危机也能对应和消除;只有实行宪政,公民至上,民选民治,国家政策和行为才能真正从国民出发,国民的生存、安全、财产、自由、政治等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官民矛盾、贫富矛盾、中央地方矛盾、民族矛盾等才能逐步缓解,国民才会逐步恢复对执政集团的信心,社会维权运动才能转化成良性推动,故此,社会危机才能逐步消除。总之,只有从法律至上的宪政入手,层层递进,才能迎来民主的春天。2013年初夏在中国发生的一股反宪政逆流也正说明宪政的无比重要性,只有宪政才能保护宪政支持者抑或反对者的各自权益!

中国宪政之路的时间表为:第一步,3—5年;第二步,3—5年;第三步,5—10年;第四步,10—20年。

9、全盘西化路

 由 人 地 地 地 天
   地-人-人-天-地
       天 人 人

 暴君专制 暴民民主 弱势民主 强势民主 无为政治

这是体制内的极右派主导的路径。采用的文化是普世价值、自由经济和科技,是当今世界主流文化,因为原有指导文化中的马教和毛式极权文化被剔除,所以属于文化的“替代”,平均能级264。社会转型过程是:

1)、在各种危机促成的执政集团上层严重分裂出现的情况下,一党分成多党,原先弱势的体制内极右派联合体制内外中右、右派占得先机,顺应民意,推行宪政,经过谈判,原有利益集团被赎买或清算,军队实行国家化,并从人大、政协、法院入手进行改革,初步建立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迈出艰难的第一步,由 “人地”—“地人”;

2)、然后充满暴力的马教被抛弃,以普世价值为主的世界主流文化被作为指导文化加以推广,过去作为其主要母体文化的基督教、天主教一直被打压,如今在新生的社会得到快速发展,这大大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和社会的稳定。随着不断推行宪政,完成了宗教信仰自由、社团自由、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等,完善了各级民主架构,这是第二步,由“地人”——“地人天”,形成弱势民主;

3)、接下来继续推行世界主流文化,自由平等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传统文化中的君臣、等级、权贵思想被荡涤,形成完整的稳定的强势民主框架——“地天人”,由青涩的民主终于成长为成熟的民主。

4)、最后,以普世价值为首的世界主流文化被大多数人信仰和接受,文化鼎盛,经济发达,社会和谐,政治无为,从“地天人”达到“天地人”。

这条体制内极右派主导的全盘西化之路,一起步就借用危机停止专制建立了民主,在社会转型上属于“取代”。和第8条中国宪政路条件相近,它也是开放言论、经济或社会危机、执政集团上层严重分裂、社会中下层维权、国际上的巨大压力的共同结果。只有在以上情况下,和马教、传统文化共存的以普世价值为主的世界主流文化才可能发生文化替代。这是自由派的理想之路,其文化的平均能级是264,因其推行非宗教化的普世价值,比较符合宗教转向文化的世界潮流,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和能量,在执政集团上层分裂、能量下降时还是可能实现的。

因普世价值等世界主流文化和原有文化及马教冲突较大,体制内的极右派势力还较弱,即使联合右派、中右也不处于强势,社会中下层的民主力量又很分散,由于中共的极力扼制还没有环境和条件形成具有对等实力的反对党,再加上因为没有纳入对中国社会影响至深的传统文化以获得更大多数人的支持,另外,由于一开始就强力推向民主,在体制内就会被称为改旗易帜的“邪路”,会遭遇较大阻力,所以这条路充满变数。或者如罗马尼亚般经过剧烈短痛实现转型,或者和前苏联一样引发大的社会动荡或造成分裂。

表面看来,这条路径实现的可能性较小,因这要求体制内极右派有一定优势并能在危机时抓住先机,而实际情况并不乐观。但在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的今天,开放的社会已经孕育了强大的民主意愿,体制内极右派应该加强和体制内外民主力量的结合,尤其要和民主思想的主要母体文化——基督教结合起来,当能提高胜算。现代民主发展史充分证明,基督教为主的国家确实有利于民主的转型和稳固。

我们注意到,民主反复路、中国宪政之路、全盘西化路这3条路都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执政集团上层严重分裂,有人会说:“这有多大可能性?”首先,从主要指导文化的不同,体制内上层可以分为极右、右、中右、中、中左、左、极左;从政治利益的不同可以分为在位、退位,实权、虚权,中央、地方,党务、政务、军队;从经济利益的不同可以分为利益集团内、外,贪官、清官;从血统、学统的不同可以分为红二代、草根精英,南方、北方,北京、上海,北大、清华等。以上种种“不同”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就构成了执政集团上层复杂的派系和尖锐的矛盾,可以说,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派系纷乱庞杂,与建党早期和新中国前30年血腥的路线斗争相比,现在的派系斗争也要缓和隐蔽一些,但始终处于一种弱分裂状态。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的派系斗争已经造成了几次较大的分裂,而且愈演愈烈,1989年因学潮问题上层公开分裂成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和以邓小平等元老为首的党内顽固派,1999年因气功问题上层内部分裂为以江泽民为首的党内强硬派和以朱镕基等元老为首的党内传统派,2002-2012 因卸任后继续干政上层分裂为以江泽民为首的幕后主政者和以胡温为首的台前主政集团。2013年进入习近平时代,左右矛盾更加尖锐,利益之争趋于白热化,今后的分裂将随着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加剧而更加严重,再加上政治老人的离世,执政集团上层将出现利益集团和台前主政集团的大分裂,极左和其它派系的大分裂,王天成在他的《大转型》一书中总结得好,凡是专制独裁政权的转型,几乎都是因内部分裂开始,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全盘西化路的时间表是:第一步,3—5年;第二步,5—10年;第三步,5—10年;第四步,10—20年。

10、社会民主路

 由 人 人 人 地 天
   地-地-天-天-地
     天 地 人 人

 暴君专制 昏君专制 明君专制 强势民主 无为政治

这是体制外的文化、宗教等社会力量主导并联合体制内的极右、右派、中右、中间派等力量进行社会变革的民主之路。体制外主导和体制内主导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不作任何保留的抛开马教和毛氏极权文化。采用的文化是佛道儒耶回+普世价值+科技+自由经济,以佛道儒耶回为主,以普世价值为辅,这些宗教和文化之间互相融合,就会发生文化上的“更新和创新”,平均能级286。这里佛道儒耶回是指以佛道儒为主的传统文化和已经扎根中国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文化,这些原本比较分散,故组合文化的能级一开始达不到286。社会转型过程是:

1)、它虽为体制外路径,但是可能和体制内的极右、右派、中右、中间派等力量相结合。所以,在专制体制依然势力较大的情况下,它首先致力于利用专制的间隙推广文化,扩大影响,由“人地”——“人地天”;

2)、而后继续深化,在更大范围内更多人群中树立起信仰来指导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从而获得更多的支持。随着社会中下层维权运动的不断增强,这个多方整合的社会力量逐步浮出水面,专制统治集团弱化到面对社会力量的兴起也不得不顺应潮流,默认其存在,由“人地天”——“人天地”;

3)、社会力量和体制内极右、右派、中右、中间势力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已经从维护权利发展到争取权利,整体实力大增,逐步达到和政府对等的地位。弱化的统治集团不得不坐下来和这个在野的政治力量进行谈判,尤其在对原有体制人员的清算和赎买方面达成协议,从而得以共同推进民主进程,结束一党专政,军队实行国家化,政治体制转向民主化,并逐步稳定下来,从“人天地”——“地天人”,完成民主转型;

4)、由于这个转型是从体制外的文化、宗教等社会力量开始,故而转型后获得了国民最大范围的支持,社会的潜力得以最大的解放和发挥,文化兴盛,社会和谐,政治上无为而治,由“地天人”——“天地人”,实现人类的理想王国。

这条路在文化上属于各种文化的更新,也是各种力量的组合,也可能出现创新型新文化。由于在社会上产生了可以和执政党对等的政治力量,所以这条路在社会转型上属于“交替”。

这条社会民主路,文化的平均能级是286,在所有10条路中最高,因其努力推行各种文化的融合,很符合宗教转向文化的世界潮流,指导作用最强,由此可以充分说明当前中国真正的力量在社会,而不仅仅在执政集团,但原本分散的体制内外各种力量的组合需要一定时间和过程,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又降低了它的作用。它与第6种渐进民主模式在表面过程来看完全相同,但是唯一的一条不同,这是体制外主导的路径。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在文化上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是否包含马恩共产思想和毛式极权文化,有此则可能开始容易但民主被一直渐进并拖延故很难走向民主,无此则可能开始艰难但民主转型和巩固很容易。

这条路以佛道儒耶回为主,又融合了普世价值,民主的实现也是在不断抗争、提高实力直至对等谈判之下完成的,按中国传统思维的官民角度来看,即使是和平转型这也属于以下犯上,这是中国历代专制统治集团所最为担心的,对他们来说这比“邪路”还可怕,所以这条路阻力也最大。

就目前中国的环境和形势来看,似乎这条体制外更新创新文化之路不太可能,但是网络时代人们已经冲开言路,如果再加上经济或社会危机、执政集团上层分裂弱化、社会中下层维权、国际上的巨大压力,体制内外民主力量的合流是必然的,这会极大地推动社会的民主转型。

在经济危机、文化危机、道德沦丧等重重危机的包围下,人们为寻求帮助和寻得信仰,就会自发的形成各类社会组织。随着各种危机加深,这就导致社会组织越来越壮大,包括各种协会、研究会、同盟会、同乡会,各类宗教和准宗教组织,以及要改革现行政治体制的一切非官方组织。各个组织一方面扩大影响,其间会涌现出敢为天下先的领军人物,另一方面为了克服单个组织比较薄弱、容易被各个击破的弊端,各个组织之间呈现的联合之势和已经出现的联合情况加速了社会力量的政治觉醒。为了走向民主,实现社会顺利和平转型,这里关键的是各种社会力量要抛弃前嫌,求同存异,逐步达到统一目标,统一行动,从而可以有效抵制专制体制的打压和瓦解。在由潜水到水面直至圆桌谈判的过程中,领袖群体的形成也很关键,波兰、南非的成功可以给当今的中国提供很多借鉴。

社会民主路的时间表为:第一步,3—5年;第二步,5—8年;第三步,需3—5年;第四步,10—15年。

以上我们用文化转型推导社会转型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变革进行了推演,这种方法同样也可以运用于任何一个社会单元,小到家庭、单位、企业、会所,大到民族、地区、国家、世界,比如家庭的文化(信仰、道德、感情、性格)出现问题就可能面临协调、争议、解体或重组,宗教的文化(宗旨、教义、制度、吸引力)发生变化就会带来宗教改革、倒退或灭亡。

在对中国未来道路的推演中,我们分别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各部分做了不同的扬弃、取舍和组合,由此产生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十条道路,让我们把现在和未来的中国尽收眼底,一览众全。当然这十条路也只是我们在文化社会学研究上的一些尝试,以求抛砖引玉,如此则国民幸甚!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在宗教转向文化的世界大潮流中,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变革中,文化合流、社会进步是必然的,历史会迎接我们的期待!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中国都需要一种更富有生命力的、更能融合当今世界先进文化的主流新文化。

社会转型以文化作为指导,以政治作为主体,文化的转型也往往以政治作为推手,只有政治对社会各类危机进行妥协,社会才能顺利转型。而创始于23年前的天华(麒麟)文化,整合宗教、哲学与科学,包含高层次信仰和修炼,即脱胎于宗教,又创新于文化,以其博大精深、贯通古今、融汇中外而使中华民族真正融入世界大家庭成为可能!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定波澜壮阔。

中国文化因对未来负责已经做了一次甚至一次次的组合和更新!
中国文化必定因更深广的融入世界而做一次巨大的创新性转型!
中国新文化必定会以伟大的气魄推动中国做一次壮丽的民主转型!

来源:天华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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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帖子游客 » 2014-01-30 星期四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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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作者:袁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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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奴隶》作者:李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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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华文化解脱观》作者:天华文化集团
《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作者:赵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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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过去与未来》作者:尹保云
《中国的八大危机之详解》作者:郎咸平
《没有思想的中国》作者:荣剑
《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十个问题》作者:荣剑
《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作者:荣剑
《当代中国的文化困境》作者:武坚
《中华民国史》作者:张宪文



《合道而行 把握人生——TH文化人生观》作者:天华文化集团
《服务社会推动文明——天华文化首脑观》作者:天华文化集团
《阴性物质概说》作者:天华文化集团
《天华文化概要》作者:天华文化集团
《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法】A.de 托克维尔,冯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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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统治的转型》作者:【美】吉列尔莫·奥唐奈,【意】菲利普·施密特,景威、柴绍锦译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作者:【美】胡安·J·林茨,孙龙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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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民主的迷雾》作者:梁文达
《变革:中国政治民主转轨的唯一选择》作者:梁文达
《改革、改良与革命》作者:黄卧云
《论革命》作者:【美】汉娜·阿伦特,陈周旺译
《社会和解之门》作者:黄卧云
《谁主变革》作者:黄卧云
《中国不会爆发革命》作者:吴思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作者:图图
《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作者:【英】安德鲁·瑞格比,刘成译
《论民主转型的多元化》作者:秦永敏
《中国民主化转型的现状及走向》作者:李凡
《台湾民主转型与政治现代化对大陆宪政改革的启示》作者:张博树
《输给时间,赢得历史----生命最终时刻的蒋经国》作者:黄章晋
《自由有多远》作者:沙梨熊
《赵紫阳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作者:赵紫阳
《改良未必更和平》作者:秦晖
《改革放言录》作者:胡德华
《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作者:张千帆
《确立社会转型新思维》作者:孙立平
《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作者:孙立平
《中国模式面临五大困境》作者:萧功秦
《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作者:萧功秦
《本末倒置的三个民主误区》作者:杨恒均
《改革没有突破,政局必有突变》作者:俞可平
《中国未来改革的走向和变数》作者:张鸣
《中国改革的路径及其走向》作者:郑永年
《中国的利益集团分析,改革似乎越来越难了》作者:丁学良:
《中国当前的最大危险是缺乏体制共识》作者:张千帆
《中国的政治改革、国际环境及未来》作者:李成、闫健
《 中国如何变局?》作者:萧功秦、荣剑、高全喜等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作者:萧功秦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作者:袁伟时
《中国向何处去?》作者: 张鸣
《中国改革的道路》作者:朱嘉明
《政改的预测框架》作者:吴思
《从政道到治道:中国文化的方向与出路》作者:方朝晖
《转型交易的道理——再谈“特赦贪官促政改”》作者:吴思
《理解社会的突变》作者:张中衡
《瞻望专制统治崩溃之后的艰难政局》作者:秦永敏

来源:天华文化网
游客
 

春暖,则花开

帖子游客 » 2014-01-30 星期四 11:49

副题:读《新文化观》有感
署名:高云天

曾经以为,修炼是不问世事,远离红尘;是静居田园山野;是学佛道经藏;是修习功法;是一心出阳神;是要脱离出这个喧嚣的世间……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修炼者。认为修道者是逍遥自在的,是心无牵绊的,是出神入化的。

现在才知道,修炼是觉悟利世;是心胸襟怀;是责任是爱是奉献,更是风险;是痛苦是改变是包容;是手捧玫瑰给人余香;是争取权利还人以自由;是抑制世界上最大的恶——权力之恶,来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平、正义、自由和尊严!

曾经以为,修炼的最高境界是实现长生驻世,是神通神变,是元神出入,是解脱自由,是再也不会到这个世界。现在才终于明白,修炼的最高境界是不仅是体察到了宇宙真理,更是体察到了社会的病痛,而且这病痛已经转化成为自己的痛苦,并且致力来医治改变它!修炼是追求自由自在,但是过程和方式确是承担痛苦。

修炼人群,这个当今中国被体制分裂、压缩到社会最底层、最弱势的群体,在不幸被社会完全抛弃之后,万幸他们还清醒着。他们以传统的气功来解除自身疾患为开始,经过痛苦而漫长的成长,终于渐去懵懂,还修炼之本来,诠释了“大修在世间”的社会面目。

当修炼人不再把爱无语地深埋在心底;当修炼人不再禁锢蜗居在过去出世法的窠臼;当修炼团体的思想破茧而出羽化成蝶,那么,他们就不再专注在闲云野鹤上,也不再把爱停留和表现在儿孙和父母的集福消灾和福禄延年上,他们的心胸他们的爱会扩大延伸延绵到民族和国家,而他们深沉广博的爱会如扑向火焰的飞蛾一样奋不顾身一样炽热。

一个以人类最先进文化带动的修炼团体,在觉醒之后想必就是这样的吧?

时空就像是季节,思想则如花。春暖,则花开。《新文化观》,你的深邃似时空!你的温养如春天!

春来百花一定放开!

来源:天华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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